《盧安達飯店》——人性的倉惶

正沉浸在小崔幾年前寫的那本家常里短，輕鬆幽默又不乏認真嚴肅的《不過如此》時候，看了今年奧斯卡獲獎影片《盧安達飯店》，再也笑不起來了。小崔在書中談到的關於日本的那一章節中提到：當人進入到一個群體時代之後，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制下，在心理上回產生一種本質性的變化，就像」動物痴呆、低能兒和原始人一樣，這樣的個體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完全變成另一種理智水平十分底下的生物。他還提到，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說，因為我們從原始時代繼承了野蠻和破壞性的本能，它蟄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孤立的個人在生活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人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在生活中，我們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發洩這種破壞本能，便把它發洩到動物身上。與群體狩獵的熱情和破壞的本能發洩在他們認為豬狗不如的人的身上。
原來人都是一樣的。盧安達的種族仇恨由來已舊，大致是由西方殖民者所造成。政治利益掩蓋下的經濟利益驅使野心家要用極端的手段來得到他們認為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媒體成了他的幫兇，被激起熱情的民眾成了喪失理性的野獸。這個時候，他們平時的鄰居、朋友甚至親人在一夜之間都成了四處亂竄讓人討厭的蟑螂。在這個時候，最無辜就是慘死在反叛者刀下的眾多亡魂。他們手無寸鐵，無力反抗，他們只有東躲西藏，被人逼成了蟑螂，心中雖然有一絲生的渴望（他們很多人都是被殺害在盧安達和薩伊的邊界的湖邊）。可是誰來救他們？上帝似乎太忙，屠殺者眼中沒有一絲仁慈的光芒，西方的救世主們，依然是高高在上，在他們眼中，盧安達不過又一次成了奴隸們的競技場。保羅最終安全地同他極力保護的人們離開了這個恐怖的家鄉，希望、喜悅和哀傷都在他的臉上。我不禁想，上帝的天平永遠在傾斜，當今天傾向到保羅身上，那些仍然如驚弓之鳥般逃難的人們呢，誰又來幫他們的忙？保羅的生命並不比其他人的堅強。但他有利用在外國飯店工作機會所學習到的「國際交往慣例」；他會熟練地使用利益交易中換得將軍一次又一次的手下留情，他懂得如何讓自己和同伴脆弱的生命去博取國外友人的同情從而再讓它轉成生的希望，他苦苦地抵住這個沙漠綠洲那破爛不堪的，快被暴徒踢破了的大門不讓風捲進沙塵。而那些被當作蟑螂給「踩」死的人們呢？那些像動物一樣關在籠子裡的「圖西族妓女」呢？那些成為蝸牛一樣的背著行李行走的難民呢？他們什麼都沒有，只有求生的本能在驅使他們到處流走。
整個影片都讓我都嘆息著生命的脆弱，平時以為穩固的家其實隨時都可以被人輕而易舉的衝破，優美柔軟的脖子比不過寒刀上堅硬的線條，外力的倚靠突然之間就化得虛無飄渺。紅十字工作人員談到她眼睜睜看著被殺害的圖西族孤兒說，要是她能活著她再也不做圖西族人了。天真的孩子並不知道，錯不在她的民族身份。她甚至不知道一切都已經註定。要想改變也許只有等到來生。千百年來，人類社會上演著劇情雷同的戲碼，就連是在號稱文明社會的現在。現代？除了通訊工具的進步，逃跑方式的多樣和所能尋求的幫助力量的限制增多以外，事件的本質仍然還是人性的退化和人倫的流放。難道這就是人的宿命？在影片中，我們可以責怪貪婪陰險的胡圖族人，可以抱怨冷漠勢利的西方國家，甚至怪罪曾經是殖民者幫兇的圖西族人。可悲的是，當我試圖要超越這些，從人性中來反思的時候，才發現，人逃不開利益的爭奪。無論是殖民者曾經對盧安達以及整個非洲，拉美和亞洲的奴役，還是二戰中與此相似的種族清洗，起因無非是都是人性的黑暗面所投下的陰影。不否認，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感動於辛德勒傾家當產去拯救那些在由於他的同胞的威脅下只有微弱氣息的猶太人所表現出的清醒無私；也感動於保羅用他並不寬大的肩膀來幫助信賴他的異族時讓我們看到的人性的堅強高尚；同時還為在抗日戰爭時期，自己的家園都丟失的情況下還有人願意去幫助遠到而來的客人所表現出的勇敢力量。但是，所有這些都像是天邊烏雲的陽光那樣渺小，彷彿隨時都會給黑色吞沒。難道沒辦法讓黑暗永遠都離開我們的生活，沒有哭泣，沒有逃亡更沒有殺戮？當然這不再是電影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