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越瘋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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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米洛斯·福爾曼曾作為「捷克新浪潮」的中堅分子揚名國際，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後流亡歐洲，之後輾轉到美國，在1974年拍了這部影片。1975年的奧斯卡獎中獲得5項金像獎。

《飛越瘋人院》是作家肯·克西發表於1962年的一篇小說。小說以瘋人院借喻美國式的社會形態，反體制意味濃烈。經移民導演米洛斯·福爾曼之手，其複雜的意識形態背景給影片帶來一層特殊的光澤。同時也給了觀眾更多的揣度空間。

異常豐富的隱喻性是讀解《飛越瘋人院》的關鍵。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柯在他的著作《癲狂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精神病史》中提出：「現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權力機構。」瘋人院在福柯的書中，預示著關於現代文明社會的經典寓言。影片中透出的那些強烈的叛逆情緒與60年代的文化思潮有很大的聯繫。6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光榮與夢想」破滅的時代，一系列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衝突以激烈的方式暴露出來。而反傳統、反秩序、反主流的文化思潮，大幅度的影響了當時的藝術創作。

電影中的瘋人院裡，時刻帶著一種被遮蔽了的壓抑。不經意的看起來氣氛似乎是和諧的，光線也是柔和的，連吃藥治療時都放著輕柔的音樂。病人們充分自由的在醫院裡四處活動，打牌抽菸。表現良好的人，甚至有機會在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外出。但只有麥克默菲看出了這看似完美的靜謐世界裡隱蔽的脆弱環節。

開始，他要求把音樂聲減弱，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在音樂里乖乖的吞服那些不知名的藥片。而這樣的舉動對於秩序完整、封閉的瘋人院來說無疑是一種挑釁。而麥克默菲其實也並不是刻意的去做出這樣的反叛，他的行為僅僅是出於天性。他無拘無束的性格必然和嚴謹的壓制格格不入。在麥克默菲撞擊下，原來安穩守紀的「瘋人」們也開始流露出正常人的天性。他們享受海邊陽光的沐浴和跟女人在一起的樂趣，享受爭取自我反抗後從未感受過的發自生命本身的愉悅。

麥克默菲實際上破除的是一種儀式。當他到來之後，吃藥、開會，心理治療，所有的程序都遭到了質疑。雖然麥克默菲要求每次都遭到了拉奇德的拒絕，但對於一直機械般重複這些程式的瘋子們來說，麥克默菲的舉動無疑觸動了他們。這使得當他們面臨這種非暴力的壓抑時，產生了新的反映。一個病人對拉奇德的質問：「既然比利不願意說，你為什麼非要問他。」而查理也開始大聲哭泣著要自己的香菸。好比像是在一個壞孩子作了示範之後，所有的好孩子都被誘發了他們「壞」的天性。

而護士長拉奇德則擔任了一個惡毒的母親角色。她管理和維持著瘋人院的秩序，永遠是一幅嚴肅、端莊、對局勢把握遊刃有餘的表情。她支配調度著這些規範化世界裡的瘋子，因為她熟知他們的弱點。所有的瘋子們對她而言，都更像是犯了錯誤在這裡尋求管教的孩子。尤其對於孱弱口吃的比利，她更像是一個母親，一個視孩子的長大為犯罪的母親。在片中開會討論的內容也透露了比利"瘋狂"的真正原因是：他的母親阻止了他和女孩約會。比利也曾反問麥克默菲：你以為我不想離開嗎？因為比利以為作為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只有滯留在有「母親」庇護的瘋人院裡才能夠安全，雖然他也渴望長大並離去。而在聖誕夜的「成人儀式」後，比利奇怪地恢復了正常的語言能力，面對拉奇德的詰問，他理智的說：我可以解釋一切。但是拉奇德卻拿出了對付比利的致命武器，她說：想想如果你媽媽知道了會怎樣？於是比利瑟縮著恢復成那個懼怕母親懲罰的孩子，殺死了成熟的自己。

導演福爾曼的出色不僅在於他成功的詮釋了原著精華，而在於他把一個反叛的主題用好萊塢式的經典語言來陳述出來，敘事層面同隱喻層面結合完美。在攝影處理上，也有同樣的埋下了不少伏筆。大多數畫面中的拉奇德始終佔據著前景的中心位置，拍護士長時，多用仰視，拍病人時，則是俯視。當拉奇德和瘋子們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時，吃藥和拉奇德主持心理治療的意識反覆出現，作為常規敘事因素，這不僅是在重複上延宕這種情緒，而且逐漸的把這表意為一種儀式。而對於儀式的破除，就意味著神話的終結。

而印第安酋長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文化特徵。他來自叢林，回歸叢林，他的反抗並不是麥克默菲那樣是無意識的舒展天性，他的裝聾作啞也不完全是為了避免傷害。這一切是為了要躲避，拒絕語言就意味著拒絕與體制發生關係，所以我們看到的酋長像是一位真正的隱士，安然地生活在這個類同於囚牢的空間裡。而當麥克默菲警醒了他身上原始的力量時，他主動的對他說話了。最後，他用解除軀殼束縛的方式讓麥克默菲的靈魂隨著他回到叢莽之中，酋長搬起了麥克默菲生前揚言要舉起，卻沒有力量舉起的大理石水槽，用它砸破了桎梏，飛越了麥克默菲沒有來得及飛越的瘋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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