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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鼓--The Tin Drum

铁皮鼓/锡鼓/拒绝长大的男孩

7.5 / 25,775人    142分鐘 | Germany:162分鐘 (director's cut) | Netherlands:132分鐘 (1980 cut)

導演: 沃克施隆多夫
編劇: 尚克勞凱立瑞 Gunter Grass
演員: Mario Adorf Angela Winkler David Ben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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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f

2006-06-10 00:10:17

耶穌敲不響奧斯卡的鼓


本文發表於《看電影》05年12期
無論文學或電影,故事情節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表達的過程,是敘述的快感,文學用語言,電影用畫面,同樣具有無法言說又讓人無法自拔的快感。一種須用舌尖去體會,一種須用眼睛耳朵去體會,而究其本質,都是大腦與文學或電影作者所要表達的東西的全部或部份發生了感應。作者和導演用文學或電影製造快感的載體,打包,封條,讀者和觀眾將其拆開,新鮮的氣味飄出來,大腦開始感應,回憶或暢想,獲得快感。嘴嚼君特格拉斯那些帶著形狀,色彩,聲響,氣味的詞句,與用耳目閱讀施隆多夫那些油畫般富含激情與文學含義的影像,所獲得的是相同卻又不同的快感。

文字具有無限想像性,影像的直觀性則部份地抹殺了這種想像的快感,而用一種斑斕的具象的畫面取而代之。施多隆夫成功地將原著中的場景與意境用美麗的富有深意的畫面再現出來,但這種畫面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精神特質。就這一部完全忠於原著而且算改編得比較成功的電影而言,探討原著的精神特質也許更有意義。

奧斯卡,一個在三歲時主動中斷了成長的孩子,太容易讓人聯想起另一個不願長大的孩子——虛無島的彼得潘。他們以一種孩子的優越感與憤世嫉俗拒絕成人社會,拒絕變成那一種人,然而,彼得潘自始至終是個孩子,他的對成人社會的拒絕是出於一個孩子的直覺與本能,奧斯卡卻只是保持了三歲孩子的身高,他有著超越成人的成熟靈魂,並且在三十年里在畸形的軀殼裡這個靈魂從未中止成長。他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是因為他超越了這個社會,這個畸形軀殼裡的靈魂如此清醒,始終用超過成人三倍的智慧注視著這個世界。清醒始終是痛苦的,若不是整個社會錯了,那就是你錯了。無處可躲無路可逃,只有在遊戲中遺忘,只有用遊戲拯救。整個世界只是個大遊樂場,成人比孩子可笑,孩子比成人殘忍。當電影進行到一群孩子將撒了尿的燉癩蛤蟆湯往奧斯卡嘴裡灌的時候,你能說,這是個正常美好的世界?自言自語的奧斯卡只有兀自敲著滑稽的鼓點,拯救,或者遺忘。只有這一種方式。

小說以奧斯卡的自敘進行敘述,於是電影則名正言順地將他的敘述以以畫外音的形式加以表達。然而,電影仍然保持了客觀敘事。給我們講故事的是導演,而不是在畫外敘述的奧斯卡。相比較而言,小說的作者與文中的敘述者合而為一,作者為我們展示的即為奧斯卡的所見所聞,故事是以奧斯卡的主觀視角發生的,而在電影裡,奧斯卡即使在畫外敘述,他仍然是導演的鏡頭所關注的對象,他與他敘述的對象都是導演的敘述對象,因此,在小說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奧斯卡的內心活動,而在電影裡,這個瘋狂的故事更顯得冷靜、客觀,沒有合理的內心解釋,很多地方也就失去了原著中的衝擊力。從內心的角度來解讀奧斯卡的怪異行為,或者我們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

讓我們試著忘掉彼得潘,也許我們該懷著崇敬之情想起的是希特勒。希特勒用集中營建構自己的理想社會(即使這個理想社會對他人而言是個地獄),奧斯卡則躲在成百上千個被擊破的鐵皮鼓後面為自己保留一塊有別於外面的黑暗社會的純淨之地。他們都抗拒現有社會,他們都擁有超人的智慧,他們都是尼采的信徒相信自己是全能的主,他們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說他人即地獄,他們的血管里都流淌著日耳曼民族的血液。集中營和鐵皮鼓原是一樣的,希特勒和奧斯卡原來只是一個人,正如上帝和撒旦原是一個人。唯一的區別是——希特勒的失敗與奧斯卡的勝利是——希特勒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奧斯卡則堅持世界就是他自己。如果外面太吵鬧,我就用我的鼓聲忘記它吧——我只聽得見我的鼓聲,世界只有我的鼓聲。奧斯卡不會去改變所有人,但他卻用玩具鐵皮鼓左右著身邊的人。用華爾茲的鼓點聲將納粹集會變成一場狂歡的舞會,其實與任何政治或道德的原因無關,奧斯卡並不是一個反抗者,只是一個有怪癖的人,這一舉動只是由於個人與美學的原因。牢牢守住他的鼓,保持三歲孩子的身高,擁有超過成年人三倍的智慧。生存,或者生活,對奧斯卡而言,並不是一個難題,卻是一種困境。

生活的慾望與意義在哪裡?在口水融化的嗤嗤作響的汽水粉灼熱的手心,車葉草的氣味像瓶子裡的魔鬼一樣危險而不可抗拒;在祖母的四條每週輪換的馬鈴薯色大裙子底下,用尖叫聲在玻璃杯上刻畫出心的形狀獻給心愛的人;在切碎豬形或魚形小木板上的洋蔥以催發體面的自由的無阻礙的眼淚的地窖里,耶穌敲不響奧斯卡的鼓。耶和華是上帝的兒子,而不是奧斯卡的兄弟,耶穌低眉含笑,耶穌處變不驚,這世界是他的,因此與他無關——再多的醜惡再多的畸形,耶和華都不會抬眼看一下,奧斯卡的鼓掛到耶穌的脖子上,耶穌卻永遠不會敲響。

電影只改編了小說的前兩章,到奧斯卡埋葬了鐵皮鼓,被磚塊砸中頭部開始長高時結束。對電影中的奧斯卡而言,生活到父母那輩的悲歡結束之時,已經結束;火車帶著他駛向遠方,留給我們的是冒著蒸汽遠去的冰冷機械的背影,馬鈴薯地裡老祖母仍在勞作,一個完全不同以往的工業時代卻正在到來。那個時代的奧斯卡怎樣生活,在電影裡我們不得而知;在小說中,埋葬了鐵皮鼓的奧斯卡卻仍在繼續他的生存困境。微笑或者眼淚,尖叫或者破碎,誰在鄙視誰誰在嫉妒誰,誰愛上誰誰恨誰,誰失去誰誰傷害誰,誰是父親誰是母親,誰為誰接生誰埋葬了誰,納粹的軍歌歡快,黑廚娘的歌謠歡快,奧斯卡的鼓點歡快,一切未知一切已知。快樂得如此痛苦。

所有的苦難在反覆經歷後不再成其為苦難,正如繁華歷盡後繁華不再繁華。對奧斯卡而言,所有的苦難都不過是一場遊戲。奧斯卡像描述一場遊戲那樣向我們描述了戰爭、殺戮、背叛、絕望的愛情、匕首、蒙汗藥、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然而,遊戲是比嚴肅更絕望的態度,麻木是比痛苦更殘酷的結局,遊戲結束,世界一切照舊。遊戲的目的是快感,或者痛苦,總之是種不同尋常的刺激體驗,鼓點聲給予靈感,生活卻將生活的靈感奪走。也許,過程越殘酷,結局才越顯得荒誕可悲。在造物主的眼裡,人類的生死愛恨榮辱該是多麼可笑,在奧斯卡的眼裡,世界和自己多麼可笑。即使他在被捕入獄之前,在自動樓梯上俯瞰追捕而至的國際刑警,用德語說:「我是耶穌!」,又用法語說:「我是耶穌!」,又用英語說:「我是耶穌!」 然而,他最終也不過是以奧斯卡•馬策拉特的身份被捕。

左手持矛,右手持盾,幻想自己是那一個全知的唯一的全能的主,可以用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俯瞰世界芸芸眾生,無比憐惜的說一句:無知的人們,我寬恕你們。你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奧斯卡卻不能夠,他只有手中的鼓槌,嗓子眼迸發的尖叫,弱小卻倔強地與世界為戰與自己為戰。獨自為戰。即使他說——我只是出於個人與美學的原因。

世界是不可戰勝的,自我也是。何況武器只有鼓和尖叫。因此,抗拒成長,而無法抗拒成人所享有的特權的誘惑——車葉草味的汽水粉所酵化出的那一種麻醉與奇妙,它是日後一切瘋狂與失控的罪愆,是成年的奧斯卡的鼓,是回憶錄裡的華美篇章,是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的為數不多的理由之一,它本身就是罪惡,而它所給予的安慰就像鼓聲一樣,將我們隔離於這個世界的其他罪惡之外。

直至多年後,在精神病院與瑪麗亞重逢時,沉溺往事的奧斯卡像多年以前的那個十六歲的孩子一樣將自製的汽水粉再次倒在瑪麗亞手心,並用自己的唾沫將其融化,「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憶一下:車葉草味的,草莓味的,發酵,起泡沫,多美啊!還有感情,瑪麗亞,感情!」

而多年後的瑪麗亞有的只是驚愕,憤怒,繼而迅速將它們用水沖掉。

令多年前的神經末梢麻酥酥的,是泡沫,也許只是泡沫。無關感情。

已經無法明白,在拒絕什麼,又在掠奪些什麼,在逃避什麼,又在追逐些什麼,逃避的,抗拒的,彷彿正是千方百計想得到的那些,如此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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