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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刻刻--The Hours

时时刻刻/此时此刻/小说人生

7.5 / 142,134人    114分鐘

導演: 史帝芬戴爾卓
編劇: 麥可柯林漢 大衛海爾
演員: 梅莉史翠普 妮可基嫚 茱莉安摩爾 史蒂芬迪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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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離巢

2006-06-16 05:24:38

時時刻刻


我一向喜歡看過期的電影,譬如我媽之喜愛趕時髦。今天她上街去買《達·文西密碼》DB碟的時候(似乎她單位裡的同事都看過了,她很是著急),我不置可否,因為六國峰會,白晝封路,巴士改道,警察百年難得一次地如此賣力掃蕩,這張DB碟能不能到手可想而知。但我卻趁她出門的機遇,放下專心研讀的英語,來看妮可·基曼幾年前的老片《時時刻刻》。

猶如蘇塞特郡春水般潺潺流動的音樂,此後基調也未變過。水中帶著泥沙,夾卷和翻滾,使水顯得既清澈而又渾濁。正如一步步走向它深處的弗吉妮亞的裙,是咖啡色的,她頭髮蓬亂,金黃中也帶著泥土的褐斑,她的眼睛是極其美麗的淺藍,淡得幾近透明,彷彿是在告知我們她正在進行的行為是某種控制之外的,脫了韁的瘋狂舉動。但是,她的思想是何其清晰,你瞧,我甚至連這封信都寫不好。上帝知道,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人在說著比弗吉妮亞·伍爾芙自殺前荒謬十倍的話,而不自知,而活得心安理得。

於是,在這種被暗示、或者不如說被設定好的瘋狂中,弗吉妮亞·伍爾芙沉入泥沙翻滾的水底。

影片的三個女人、三個扭曲的時空、三條毛線團般絞在一起的線索,以及那本作為神奇的魔法棒之功用的小說已經沒必要贅述了。說實話,《達洛衛夫人》我沒讀過,因為弗吉妮亞既跳躍又連綿的思維,正像這捲著異質的柔水一樣,是不能輕易觸摸的。作為她的遙遠的崇拜者,我只對編劇處理這三個棘手的時空時使用的巧妙的coincidence表示心領神會。好的小說正像宗教一樣,寬容地接受各種膜拜方式,而沒有權威性的意見。或許,這也是通向弗吉妮亞小說內部的一條途徑。雖然巧合這個東西常常使電影情節顯得愚蠢。

影片中詩人的感覺是對的,他體內有一個男性的弗吉妮亞存在,他花十年寫了一本小說,對於局外人來說可能要花十年才能讀完的一本小說。他說,我只想把過去發生過的一切都描述出來。這的確是弗吉妮亞在說話,很多年後文學評論家把伍爾芙小說的這一特徵歸類於意識流。但實際上弗吉妮亞的意識流有女性身份的前提在。她曾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思索女人為何要寫小說,她們的小說該以何面目出現。她得出的結論是,英雄傳奇、羅曼司、哥德式小說甚至簡·奧斯丁的婚姻、金錢和道德,都被男人首先佔領,以一個女人的身份涉足這些領域,無論如何都洗不脫模仿、抗衡、或者叛逆的烙印,弗吉妮亞希望自己的小說從一張真正的白紙開始,而不是打著或淺或深男人的水印的雪浪紙,這樣她的小說才真正屬於女人。

她裹上衣服逃也似的離開了里奇蒙的家,出去散步。在家裡她是個混亂、接近崩潰的女人,有精神病史,和丈夫性愛不諧,怕女用人,對姐姐有著出乎尋常的依戀——我們且不論這段歷史是否被disort過了。弗吉妮亞在抱著雙臂散步的時候堅定了要寫一個女人一天的想法,女人的一生將濃縮在這短暫而又漫長的一天中,但是問題又來了:包不包括她的最期——也就是死亡?

大師級的電影裡,荒謬正像是一道美味的起士,滾燙滾燙地澆在菜餚上,很快地融化,浸透至盤底,有時你吃到最後,將找到以為吃不到的海鮮,有時卻一無所獲。

《時時刻刻》的荒謬是三個女人莫名其妙的憂傷,聲音沙啞的弗吉妮亞、溫婉而脆弱的羅拉、看似堅強其實在某個時間點也不堪一擊的克拉麗莎。以及充斥其中的paradox——小說家患有精神病,但她卻像偷窺了潘多拉的魔盒似的,享有任何人都望塵莫及的才華,她似乎特立獨行,實際上孤獨得要命,為了宣洩這種孤獨她差點偷偷一個人跑到那個曾令她崩潰的倫敦去,她甚至對姐姐說:沒有人不喜歡被邀請,哪怕是病人。聖經里早就說了,獨居不好。孤獨是一種病,索愛的慾望就像嬰兒吮奶一樣出乎原始,不同的是它貫穿人生始終。

這個影片裡,我最喜歡的是羅拉柔美的臉、梅里爾·斯特里普紅著眼睛雙手亂揮不知所措的樣子,年幼的理查掙脫鄰居的束縛邊跑邊叫喊媽媽的鏡頭。以及三對女人荒謬而又天經地義的吻。

最容易忽視的窺視者是孩子,但多年以後,這段影像或許對於當事者來說已經事過境遷,模糊得輪廓也不清了,但在窺視者的童年記憶里卻愈發鮮明,甚至成為夢魘。

也許詩人理查正是用十年的時間做完了這個漫長的噩夢,然後縱身一躍,尋求解脫。

瓦內莎·貝爾的三個子女中,昆丁(就是電影中那個胖男孩)後來承擔了如實追述他阿姨一生的使命,著有《伍爾芙傳》;朱利安(就是高的,稍漂亮的那個)曾經來過中國,成為虹影倍受爭議的小說的主角,惟獨女孩安琪莉卡如何我不知曉。

關於生和死的問題,電影中的弗吉妮亞認為,只有一個人死去,他或她身邊的人,無論是被自身的死亡困繞還是失去他人的恐懼纏繞,才能從這個人的死中獲得生機,因為他人的死亡,會讓目睹者產生生的希望。

是以小說家阻止了羅拉,殺了詩人,然後自己跳入洪流。

也許她的理論在她丈夫面前是經不起推敲的,他會說,你這什麼邏輯,他會用她對所有愛她、希望她好的人負有的責任來說服她,義正詞嚴。但是在1923年的里奇蒙,她一句「我想要過自己的生活」就擊敗了他。而在1941年的蘇塞特,她連商議的權利都不給他了。

這就是小說家和凡夫俗子的區別。惟有掙脫了所有義正詞嚴的理由還能一個人走出去的小說家,才會真正永垂不朽。即使他們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些小說家時時刻刻想望的主題,仍是自由,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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