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音樂愛好者的昆汀

如果沒有音樂，《追殺比爾》將是怎樣一部電影呢？一部充滿殘肢斷臂的電影，但是和「暴力美學」扯不上關係；一個牽強的為了女兒逃亡因為愛而復仇的故事：雖然險象環生，但一切真相大白後不過只是讓人淡淡一笑。然而慶幸的是，導演昆汀•塔倫蒂諾是那種家裡黑膠唱片數量超過CD數量的超級樂迷。他用從四處採集來的而不是為電影度身定做的音樂，拼貼起這樣一部《追殺比爾》：頑劣的，暴虐的，狂歡的，深情款款的《追殺比爾》。

電影一開始，觸目驚心的畫面在「嘭」的一聲槍響後和主題歌一拍即合。比爾為新娘擦去面頰上鮮血的那隻蒼老而溫潤的手，不露面的比爾話外音似的斷斷續續的剖白，新娘氣若遊絲的喘息，配上南茜•辛屈拉（Nancy Sinatra）漠然黯淡的淺吟低唱，讓這樣的開端有一種詭異的平靜。然而，平靜下潛藏殺機：新娘鮮血淋漓的臉因為恐懼而扭曲，之後比爾給新娘頭上「嘭」地來了一槍，同時主題歌唱起「我的寶貝朝我開了槍」。暴力的大幕拉開，即使只是在平靜的表面下暗流湧動。平靜和暴力的張力構成了一種黑白對比的色調：新娘的臉是慘白的，臉上的血是深黑的；字幕打出時，粗體文字是白的，背景是黑的；主題歌中，女生遲緩輕飄的聲音是白色的，低迷微顫的西班牙吉他伴奏是黑色的，並且歌裡還唱著：「他穿黑，我穿白。」音樂和畫面在這樣的黑白對比下相映成趣，把極簡有力的風格像郵戳一般「啪」地蓋在了電影的開篇。

音樂和驚悚如何交織融合？這是一個問題。而在《追殺比爾》中，「加州山蛇」企圖在醫院暗殺新娘時的一段音樂，強有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一段口哨本是西區柯克的御用配樂家、電影配樂大師勃納德•赫爾曼（Bernard Herrmann）為60年代的《魔鬼天使》（Twisted Nerve）所配，卻被昆汀用到了電影中，且用得恰到好處。一開始，只有單獨的口哨音。口哨輕快詼諧，像一個游遊蕩盪的人四處閒逛，畫面也正好是「加州山蛇」步履飄逸的樣子：鏡頭從背影到鞋跟，再從鞋跟到手中的傘柄，最後拍到正臉，每一次切換都像口哨音一樣乾脆輕快，此時除了「加州山蛇」臉上的眼罩，並無驚悚之感。隨後，合成器伴奏音加入，時間正好卡在「加州山蛇」移出鏡頭而畫面沿著空蕩蕩的醫院走廊前行的時刻。這時伴奏音和口哨音是不和諧的：不僅在音調和節奏上不和諧，伴奏音還有著一股凸於口哨音的鋒利冷峻，這和走廊中光線漸暗形成的壓迫感呼應，驚悚感開始沁入。之後畫面一分為二，一半是病房中新娘的臉，另一半是「加州山蛇」在謀殺前的準備工作，口哨音和伴奏音這時像兩股溪流匯聚到一起，連同鏡頭的兩半也一起匯聚，把驚悚感烘托起來，達到了一種微微躁動的小俱聲勢的恐懼。突然，口哨音和伴奏音又分裂了，伴奏音急速下滑、跌跌撞撞，而口哨音一如既往地平緩，再看鏡頭——恰好是「加州山蛇」在用針管抽取謀殺新娘所用的毒藥。可見，下滑的不和諧的伴奏音，成為了昆汀在觀眾心口上猝不及防的一割，向觀眾預告：「新娘要再一次被謀殺啦！」最後，口哨聲暫歇，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管樂絃樂打擊樂的大合奏，像海浪擊石，「轟」一聲匯聚在一起，又幻化成水花四散開；與此同時，「加州山蛇」準備就緒，她戴著眼罩、托著毒針和托盤、面目猙獰，在雜亂的轟轟作響的音樂中，迎著鏡頭走過來，走向新娘的病房——昏迷的新娘坐以待斃。

說白了，《追殺比爾》其實是個愛情故事，是江湖兒女快意恩仇，是典型的血色浪漫。然而片中對於新娘和比爾的愛情線索交代得倉促，新娘用「五雷摧心掌」結果比爾的一段簡潔得幾乎沒有情感渲染。昆汀只在片尾用新娘躲在廁所哭天搶地的一小節表明——此情可待成追憶。新娘和比爾之間的感情究竟是怎樣的？恰好，音樂作了註腳。這一段音樂，是贊菲爾（Zamfir）用排簫演奏的《孤獨的牧羊人》（the lonely shepherd）。它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當服部半藏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寫下「bill」，而後新娘用衣袖小心翼翼將它擦去；第二次是新娘坐在以橙紅色天空為背景的飛機里一筆一划寫她的「死亡名單」，「bill」的名字還沒寫完，鏡頭就虛化了。排簫的音色，加上贊菲爾這樣能把阿爾貝諾尼、巴赫等人精緻繁複、綿密濃厚的巴羅克音樂演奏得沉鬱深遠的大師，呈現出一派清清冷冷。如同百鍊鋼化作繞指柔，比爾這一暴虐成性的黑幫老大，在這樣的樂聲中，化作了蕭索的平原之上、孤寂的遠山之顛一粒渺小的人影，蒼老，空茫。這樣的比爾，是新娘心底的比爾。

暴力是《追殺比爾》的主旋律，因此昆汀用了大量的音樂素材為滿眼嗞嗞噴血的軀幹還有新娘砍人如切瓜一般的場景作鋪墊、作渲染。昆汀縱橫捭闔，用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音樂搭配五光十色的暴力場景，展現出暴力遠近高低各不同的面孔。暴力甚至因此有了美感。
描述石井阿蓮身世的動畫所配的音樂，繪出殘陽如血，大漠黃沙，無邊落木蕭蕭下似的暴力，隱忍而決絕，一股悲情像一口抵著舌尖的熱血。正是這樣的暴力，造就了石井阿蓮這樣的女子。服部半藏給新娘展示自己珍藏的刀時，配樂是莉莉周（Lily Chou-Chou）的《用傷口療傷》（Wound that Heals）。這一段天堂聖歌般空靈的音樂，配合著新娘見到這些刀時醍醐灌頂的膜拜之情，似乎形成了悖論——這段音樂帶出的神聖的近乎宗教性的頂禮膜拜卻原來是因為與殺人不眨眼的兇器片刻間的四目相對，而這些兇器卻恰恰又是人們用來治癒傷痛、撫平動盪、追求天堂般安寧的工具。正是這樣的悖論讓服部半藏決定洗手不幹，不知是否昆汀自己也迷惑於這樣的悖論呢？新娘和石井阿蓮的一戰在風花雪月的佈景中，打得酣暢淋漓。這時的配樂像弗萊明戈舞曲，混合著熱情迷人的撥弦和清脆的擊掌，為的就是揮灑暴力中那種人劍合一、物我兩忘的快感。而當石井阿蓮被削去天靈蓋應聲倒地時一支日本歌曲《殘殺之花》（The Flower of Carnage）響起，讓日本人性格中菊與劍的兩面混合著傷感、懷舊陡然升騰。死就要死得慘烈壯美——這就是日本武士道的哲學：凌厲但又典雅，悽美然而堅挺。難怪當新娘回望一地殘骸時，滿眼的黯然神傷。
昆汀眼中的暴力縱然千姿百態，然而我認為有一段音樂，是所有關於暴力的旋律的統領，是暴力光怪陸離的千番面孔的總譜。這段音樂出現在《青葉屋大決鬥》一場開端，當新娘直面石井阿蓮，砍下蘇菲的一隻手臂作為挑釁時，這樣的音樂響起：鼓聲夾雜打擊樂搭建起抑揚頓挫、雄壯有力的底子；人聲推波助瀾，將一股波瀾壯闊的殺氣步步推進，直逼到最高潮。這是一首義大利歌劇似的曲子，樂聲、人聲配合著畫面上青葉屋空闊的大廳、奢華喧囂的佈局、人群四散逃竄的場景，顯出一種混亂的狂歡；而新娘逆人流而動，蹋刃而行。這是電影配樂大師顏尼歐‧莫利克奈（Ennio Morricone）為1968年的意式西部片《死神騎馬來》(Death Rides a Horse)所作。昆汀這樣的借用，使我突然想起了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畫家博斯的畫。博斯的畫上，有各種怪誕的人物，人物有各種怪誕的姿態和表情。博斯將這千百種人物、姿態和表情並置在一起，表現他們的繁復和盛大；畫面卻並不顯得躁動和擁擠，反而顯現出了世界的無限大，和這世界中人們的盡情狂歡。對於昆汀，暴力正起了這種作用。昆汀的暴力不是為了嗜血的快感、不是為了製造驚悚的效果，也不是為了影評人常掛在嘴邊的「暴力美學」。他的暴力幾乎毫無深意。他的暴力是黏合劑，或者說是一張網。他用暴力把所有這些黏合在一起，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打撈而盡：對六、七十年代影視劇的回憶，對中國功夫的敬意，對細節的迷戀，對款款深情的回眸，還有偶爾露一小臉的揶揄俏皮，連同李小龍的黃運動服、青蜂俠的面具、昏迷的新娘身上被無限放大的蚊子。在這樣的鋪張里，他和他的觀眾上天入地、樂此不疲。

其實呢，我真正想說的是，對於昆汀來說，音樂是一種更強力的黏合劑和一張更大的網，音樂把所有七零八碎連同暴力本身一起都粘合了、打撈了。所以說，雖然我們可以把昆汀看作以血腥方式描摹世界的壞小子，或者一個善於故弄玄虛的講故事高手，但我更喜歡把他看作一個瘋狂的音樂愛好者。他用旋律說話，音樂是他的笑紋、淚滴，是他吐納的氣息。這樣的昆汀，最豐富，也最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