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在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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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夜裡，在網上搜索有關《大話西遊》的網站，結果是檢索出78個。
     人們一定是太愛《大話西遊》了。
     再輸入一個叫「周星弛」的關鍵詞，結果查出了155個。
     這個周星弛一定欠了大家很多錢。

     《大話西遊》在內地傳唱經年，仍方興未艾，更有人希望它傳唱一萬年。
     《大話西遊》在香港上映不久，我在廣州就租了錄像帶看了一遍，當時覺得劇情很亂，雖然也大笑，也為煽情的結尾而惻然。不久在《電影雙週刊》上看到消息，說此片與王家衛的《墮落天使》一起去柏林電影節參展，香港影評人龐奴說，《大話西遊》才是香港年度的最佳電影。我當時嚇了一跳，龐奴是從不用理論概念或大話嚇人的，他下得出這麼狠的結論，一定有他的道理。
     以後再看數遍，每遍都看到了新的笑料，新的意味。毛主席說，不看四遍《紅樓夢》，就沒有發言權，《大話西遊》也是這樣，而且，這麼耐看的電影也不多見了。
     以後我就在爭論中向別人推薦《大話西遊》，發現文化人對香港電影的敵意不小，不過，在逆論中堅持，有時也會成為一種樂趣。
     現代什麼都快，河東轉河西的時間，三年就夠了。現在我身邊到處遊蕩著「大話迷」，聽了滿耳朵的「一萬年」。一部電影能如此得勢，只怕找不出第二個例子。這樣我就有了點戒心，人們都喜歡生活在「別處」，如今「別處」已逼在了眼前，難免想要搬家。
     我要搬到另一個「別處」來看《大話西遊》了。

     2
     其實這個《大話西遊》是我那時交給你，然後你現在又交給我，而我從來沒有把真正的《大話西遊》交給你，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你神經病。

     在《大話西遊》誕生的香港，並沒有形成聲勢浩大的「大話熱」，雖然他們也推崇周星馳。香港影評人稱周星馳真正代表香港電影，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用「香港話」演繹劇情的演員。無論官話還是文學語言，都因標準化而喪失了口語或方言中許多活色生香的東西，所以我們會覺得王朔的京腔小說比國語小說更有生氣和趣味。作為語言大師的張愛玲，用京腔翻譯吳語的《海上花》，在傳達神韻時，一樣感到捉襟見肘。
     我以前看的《大話西遊》都是粵語版的，後來見網上流傳的台詞都似是而非，又找來一張國語版，看後大吃一驚，原來兩個版本在裁剪上都有不同，惶論語言風格了。國語版不僅略掉了不少笑料，而且原版許多自然的地方，變成國語後就顯得拿腔拿調。說到這裡我要聲明，我只是一個熟悉粵語的人，我的母語是國語。
     原來使廣大「大話迷」得「妄語症」的並不是周星馳，而是台灣的配音者石班瑜。（得承認，他已配得相當好了。）正如影響中國現代文學語言風格的，根本不是外國的大師，而是翻譯家一樣。
     從這個角度說，廣大的內地影迷從沒有看過真正的《大話西遊》，聽過香港人引以為豪的周星馳「無厘頭」話語。

     3
     愛一部電影需要理由嗎？。不需要嗎？需要嗎？

     網上的「大話迷」是一群被感動的人，或是將感動存入罐頭想不停品嚐的人。他們用被觸及的人生感驗在網上相互取暖，用感性的語言添加著罐頭上的期限。終有一天，網上有個小子受不了了，大喝：On你媽個頭啊，你們有完沒完，完全不理會別人的感受，網蟲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這就是內地的影迷，他們喜歡說：給我一個理由先！在作品開始前，都有個閱前期待：「教育我吧！」或是「我的心，你猛烈跳動吧！」其實笑的不僅是上帝，還有劉鎮偉（編導）和周星馳。
     香港的編導設置一種結構，控制一種節奏，都是技術層面的事情。他們煽動一個高潮時，不一定注入了什麼意念，只是憑直覺認為那裡有「戲」，有「戲」就是有空間，這空間足夠讓觀眾自己添加一個理念，正如在驢的頭前掛一串胡蘿蔔一樣。他們最喜歡這樣的觀眾了。
     香港電影的意念往往簡單甚至幼稚，但在技術上卻相當老練，所以在演繹上輕車熟駕，牛刀殺雞。王家衛的電影意念就很簡明，但編劇和拍攝的技術甚是了得。內地電影正好相反，往往用幼稚的技術演繹深刻或沉重的主題。猶如用餐刀殺牛，雖上下其手，哭天搶地，還解不下幾塊皮肉。古人說遊刃有餘，「遊刃」是技術，「有餘」是要有空間。空是由觀眾來補的。《大話西遊》的元素也很世俗，愛情＋道義（取經救世）。但編導藉助月光寶盒這個道具，天馬行空，使空間極具彈性，也就是極具張力。所以「大話迷」們填了那麼多的「理由」，猶覺得填不滿。

     4
     我們成親吧？
     我覺得你經過這五百年，回來要找的並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被周星馳逗笑了，被「愛你一萬年」感動了，這只說明一種世俗文化在內地的勝利。
     以往中國文化圈是「京派」和「海派」之爭，前者代表憂患和使命感，後者代表情調和趣味。現如今，「港台」所代表的世俗文化已鼎足其三了。
     文藝是源於巫術和遊戲的，巫術有意識形態和使命感，遊戲的心態則放鬆得多。古代巫常在朝，戲常在野，所以傳統的創作者長期扮演著祭司身份，奉天承運，呼風喚雨。而後現代主義就是調侃作者的這種巫師嘴臉，想把文藝挽回到遊戲的那條路上。這種爭奪自古就沒有停過，祭典常常會演化為民眾的狂歡節。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到今天的影視，敘事文體一朝比一朝世俗。
     但是雅人（知識階層）總是在關鍵時刻篡奪了義軍的領導權，他們給世俗精神重新注入意識形態，化俗為雅，等待新的世俗衝擊。這種雅俗之辯，正是文化史的一條線索。
     且不說金庸已被文化界封為大師，即是周星馳也被網民奉為「喜劇巨匠」，這地位遠比香港正統演員的大哥周潤發要高。為什麼？因為周星馳更像一個反叛者，老話說：想做官，殺人放火去招安。
     余英時在調侃新儒家時，說他們總有種「道統的傲慢」，而內地文化人對港台文化的筆誅口伐或加官進爵，都表明，他們從沒有放下過「文化正統」的架子。
    （1999）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