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

　　根據我有限的電影史知識，本片導演、西班牙人Luis Buñuel是超現實主義的鼻祖，在代表作《一條安達魯狗》里，此君和著名的現代派畫家Salvador Dali編織了一系列沒有內在邏輯聯繫、但都極富寓意的鏡頭，令當時輿論大嘩。對此我的意見可能比較譁眾取寵，但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錯：他很可能僅僅是還原了電影本質上的工作機理而已，卻並不見得真有多麼高明。把剪輯代換為凝縮、移位，那麼拍攝就是儲存素材，而後期製作無疑就是「夢的工作」(dream work)。在以往，為了顧及觀眾的理解力，導演在後期製作中必須儘量讓理智主宰神經，讓成片在情節邏輯連貫可讀，具有起碼的「類真性」。這種情形如同做完夢後去找心理醫生為自己分析，不得不在講述時下意識地進行重新整理，讓夢境顯得更通順一樣。然而Buñuel是個反叛者，他不願意這麼幹，他要讓這個夢顯得更勁爆。不過現在話又說回來了，反抗現有的秩序真的如我們所想的，有那麼多方向可選擇嗎？禮崩樂壞的時代，諸子百家面對亟待改變的現狀想到的反抗策略看起來很多，但基本思路卻只有兩條：一種是孔子那樣，完全不去考慮新的可能性，直接返璞歸真，回歸上古的賢王之世，另一種則是實幹家，分析出那些條條框框不合理，然後力主取其反面。在電影攝製思路上，也是一樣，若要闖出新路，無非是退回去找路，或者兩條岔路取其偏。Buñuel的策略是回歸，回歸到最簡單的狀態，把拍到的素材直接雜亂地拼起來，就像我們做夢的真實情形那樣：夢理應是做出來啥樣就是啥樣，「講述」出來的其實已經不是夢。當然，這個雜亂拼接的內在思路，是需要奇譎的藝術覺悟的，就如同夢的內在理路由潛意識控制一樣。
 
　　從另一個側面看以上這段話，稍微會有點尷尬：完全在空對空地談，卻不涉及電影本身。這是個挺難解決的問題，因為我或許能夠滔滔不絕地放空槍，卻很難實實在在進到這類電影裡面去，而且說真心話，我不喜歡這種電影，就像我一直都很警惕「當代藝術」一樣。最主要的原因或許並不是他們的思路本身不夠好，而是技術手段還沒達到能夠圓滿表達的程度。以這部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為例，裡面平空出現的一段段夢境把故事弄得支離破碎，但我總覺得那些夢境並不很「夢」，至少我做夢時色彩、氛圍都比這個扭曲得多。如果一部電影裡的夢境真能讓人看了如同自己在做夢，那麼這個夢境營造得就很成功，否則觀眾未必能切身進到電影的情境裡，頂多無動於衷地在局外看唱戲。倘若是這樣，最後留給觀眾的印象，就只能是每個局部都似乎有點意思，但整體上卻如百衲布似的並沒有什麼感覺。藝術需要搖晃觀眾，也需要鑽透觀眾，如果只停留在搖晃上，那麼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影響力最後也就只能停留在「奇怪」二字上。當然，我猜Buñuel其實也不太在乎這些，他就是要無盡地羞辱自己作品裡的人物，同時也捎帶羞辱一下觀眾裡的權貴們，他對自己作品裡的每個單獨要素都並沒有真切的感情。另外，作為開山之作，當時在技術上也的確缺乏如今這樣豐富的手段。
 
　　尼采說，晦澀的作者的幸運是，讀者費力地理解他們，並把這種辛勤思考的成果也歸功於他們。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疏離地看完了全片，不成熟地了思考了幾個片斷，然後寫下上面這兩段字。至於其他深刻的內容，我實在懶得參悟了，就當看了個熱鬧。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