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里奇蹟，有關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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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咖啡色的天使 這是一個執行死刑的機構。隊長帶領著四個手下，按部就班地對送到E區的犯人用電椅執行死刑。其中三個手下和隊長一樣，對這些來到這的犯人很和善，這裡面有職業道德的要求，但我想也有出於人性的關愛。的確，他們是罪人，有些甚至犯了很重的罪，令人髮指。但如今，他們要去伏法，等待著坐上冷冰冰的電椅，用自己的生命去贖罪——儘管在受害人看來，他們的性命或者不足以清償他們所犯的罪孽。不過既然基於共同契約的審判，他們把最可寶貴的生命都交了出來，我們——這些自詡的清白的人——似乎也沒有更多的理由去對他們任加諷刺、凌辱和虐待。 這個死囚監獄裡有一個神奇的犯人。他是一個高大的黑人，有著常人無法企及的身高。在旁人眼裡，他是兇殘的。因為當人們發現他的時候，他的手裡有兩個慘死的女孩——那是一個血淋淋的場景。但在監獄裡，他是溫和友善的。利用上帝賜予的特異功能，他治好了隊長的腎炎，還讓一隻小老鼠起死回生。 其實他是無辜的，當時他正試圖挽救那兩個生命垂危的孩子。最終，他在監獄裡找到了那個利用女孩純潔情感進行無恥殺戮的罪犯。他處決了這個惡魔。但除了監獄裡的朋友，沒有人知道他的清白，等待他的依然是眾目中的怒火和冰冷的電椅。出於心中的正義，隊長和工作人員想給他自由，但他厭倦了這個世界，想要離開，因為「在這個世界，每天你都會面對那些純真的情感被利用，被傷害」。他怕黑，但坐上電椅時，他拒絕戴上黑色的面罩——看著世間的紛擾，閉上那雙純真的眼睛。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條在牢房和電椅之間延伸的綠色的黃泉路。每天面對著這片綠色、看著一個個犯人從這條小路走向死亡，在這工作、在這生活的人會有怎樣地心情？有一個歇斯底裡的狂人，為了目睹死刑的過程，為了執行死刑的快感，堅持不肯離開，畸形的心理和癲狂的舉動使他最終賠上了命。有個曾經的殺人犯竟然養了一隻老鼠作伴，但是電椅在那等他的結局不會變——乾燥的海綿，悽厲的慘叫，腐臭的味道，殘酷的死亡，這是一幕讓人心有餘悸的場景。還有一個犯人，他是個癲狂的年輕人，永遠洗刷不了自己的罪行，永遠不能點燃心中的明燈，最終慘死。的確，就算隊長和工作人員有著崇高的責任心，有著細緻的人文關懷，但仍不能夠消弭一切傷害——特別是那來自不可抗力的傷害，來自執迷不悟的傷害。那位咖啡色天使的到來讓情況有所改變，他揚善除惡，但背負的誤解和對原罪的無奈，讓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死亡。 理性：死刑存廢 死刑是一種古老的刑罰。殺人償命是傳統觀念。我國可以說是一個刑法相當發達的國家，從古至今都是如此。雖然不曾公佈，但我們每年執行的死刑不會在少數。如此大範圍適用死刑，錯殺誤殺的現象難免發生。 近幾年一些案件在網路上、在學界內、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學者們對於死刑的討論也有很多，大概分為三派：一是主張立即廢除死刑，以邱興隆和邱興隆等人為主，這屬於絕對少數派；二是主張從減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數量入手，逐步達到廢除死刑的目的，這一派學者佔大多數，陳興良持這種觀點；三是反對廢除死刑，這是蘇力等人的意見，也不佔多數。 對於這三種觀點，其實都能找到其合理之處。對於立即廢除論，據賀衛方答記者問的情況來看，之所以持這種激進的觀點，是考慮到了現實中的阻力，旗幟鮮明地主張廢除反而容易達到逐步廢除的目的，而只主張逐步廢除可能永遠只能停留在第三個層面上。前兩派都主張廢除死刑，我想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對死刑的適用，主要是想強調其威懾力。但是，比如甲殺了一個人，心想反正都要死，多殺幾個也無所謂，死刑在此不僅沒有成為一種威懾，反而成為甲殺更多人的動因。第三派主張保留死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支持。比如說甲去搶銀行，心想反正不會判死刑，殺幾個人也無所謂，導致本來不殺人的而殺人。 那到底殺不殺？ 孫志剛、聶樹斌等人的被虐殺、冤殺是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導火索。長期以來，我國適用死刑的罪名之廣，適用死刑的罪犯之多，是為人（都是些什麼人？這是需要細緻分析的）所詬病的。如今發展到虐殺、冤殺的地步，自然催促人們來反思。但是我想，反思不代表討伐，而需要理性。 刑罰產生於報復、報應，死刑則是「殺人償命」思維的反映。的確，在專制時代，我們可以說死刑為統治者所利用，成為恐怖統治的手段。但讀過一些古代制度史的人都應該清楚，古代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中國如此，歐洲中世紀亦是如此。這在錢穆和夏特萊的著作中都有提到。儘管我沒有直接看到有關古代死刑/刑罰政策的研究方面的文獻，但就我涉獵的有關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制度演進資料來看，死刑在古代絕對不會是一種我們主觀臆斷的殘暴和殘酷。要知道一定的制度是產生於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既然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是由那個我們自認為殘暴的時代演進來的，我想我們就有理由反思過往時代的真實而非一味的闡述什麼生命的價值高尚，自由的目標崇高，專制暴力的迫害何其深、何其大！ 死刑的預防和威懾作用為廢除死刑者所懷疑。前面我也舉過例子說明。但是同樣地，我也舉了相反的例子表明死刑的威懾作用的存在。那麼，到底這種威懾作用在現實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按照賀衛方的觀點，懲治貪污腐敗我們用了很多死刑，但貪污腐敗卻依然大量存在，那麼就說明死刑沒有威懾力。還有一些研究表明殺人行為很多情況下是一時衝動所致，也就是說在殺人、貪污的時候，犯人根本沒有考慮到什麼死刑不死刑的問題，那麼死刑的威懾力還存在嗎？對此，我並不認同。因為這裡至少有一個比例問題。我們沒有一個準確的標尺來衡量到底有多少貪污腐敗，所以感性的大量存在並不能成為反駁死刑無用的理由。而後面的那個研究則忽略了在殺人行為里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的比例，如果實際的統計表明，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的比例是5：1，那麼這個研究對於死刑無用的反駁毫無力度。 也許可以舉出朱元璋時期嚴懲貪官也沒能遏制明朝官員貪污之風的例子來對進行進一步的反駁。但這又會陷入一個循環過程。這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說到根本更是一個人性的問題。這種問題要根治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期待所有人都變成無瑕的好人。為了保障正常人的生活，對那些所謂的「壞人」進行打擊和懲處是必要的。 貪污腐敗案件將人的生命的價值用金錢進行衡量成為一些人認為國家不尊重個體生命的理由。賀衛方認為將犯罪分子的財產沒收，讓其在監獄裡用一生去懺悔就足夠了。但我想他忽略了一個前提——那個人願意懺悔嗎？在《綠里奇蹟》中的那個問題少年，就算有旁人的感化他也不可能悔改，人性本善或者本惡是一個無法探討的問題，但有些人的性質變壞之後是幾乎沒有可能變好的——這就是現實。對於這樣的人，如果我們還幻想著感化、教育，那只能是一廂情願。再者，官員貪污受賄的是物質，但我們不能簡單地限制於物質。如果他的貪污受賄縱容殺人等侵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那麼貪污受賄就不是簡單的金錢問題了。或許我們不是殺得太多了，而是殺得太少了。有一個現像我一直不解，為什麼抓出來的貪官大多為副職？難道那些一把手就真的如此清廉嗎？難道一把手們對於身邊的那些副職官員的行為直到被揭發出來之前就一無所知嗎？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懲戒的力度不夠，那些真正的大貪官根本在逍遙法外，那些被揪出來的不過是「工作」沒做好罷了。這個問題本身是複雜的，就算死刑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妥的地方，那麼我要說，死刑制度本身在此承擔的過錯責任也是小的，背後看不見的「權力之手」的作用才是主要的。我們應該突破這道限制，該殺的一定要殺！ 在轉型時期，賀衛方提出現在多為獨生子女，如果殺了，那就是斷子絕孫，這種仇恨是刻骨的。那麼我要說，正因為是斷子絕孫，所以我們不能讓受害人家屬承擔斷子絕孫之痛。罪犯的家屬在沒有盡好教育職責的同時還要受到如此人性化的關懷是一種新的不公平。從反面來說，死刑這種斷子絕孫的威懾力會使罪犯的家屬在發現犯罪意向的時候進行極力勸阻，也許能夠達到使罪犯回心轉意的結果，這也是未可知的。 以上是我對於現在流行的要求廢除死刑的一些觀點的反面思考。我想說的是，死刑作為一種存在了幾千年的刑罰，必然有其合理至少值得推敲之處。這樣的工作不是因幾個聳動案件引發一番熱情就能夠討論清楚的。不論持何種觀點，首先要對於死刑這個制度進行歷史的和現實的考量。工作量很大，絕對不是引述一下貝卡利亞、康德、馬克思、盧梭，緬懷一下文藝復興，歌頌一下生命價值之高尚和自由理想之崇高，批判一下政府專制和腐敗，然後宏觀地提出制度缺陷癥結就能解決的問題。 不能因為制度有缺陷就要求廢止制度，畢竟有制度就有缺陷，更重要的是進行理性細緻的分析。關於死刑存廢，有很多討論面向。比如行刑，對於一些人來說，執行死刑是一項日常工作，這項工作對他們的精神狀態有什麼影響？比如受刑，如何在給予適當懲罰和保持人的尊嚴取得平衡？還比如用終身監禁替代死刑所導致的社會成本問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思考死刑時不能規避的問題。這些都只是客觀討論，主觀上我們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當被害的是這些討論者的至親，到那時，提倡廢止死刑的人們還能夠凜然地稱自己希望廢除死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