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OTE——人性與職業倫理

在小友花花的力推下，終於看了電影Capote。說實話，我不太知道這廝，只知道他寫過「第芬妮的早餐」，他最著名的「冷血」我也沒有看過。因為花花算是個文青，所以很是起勁。

電影平實抑鬱，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傳記片，只是截取了Capote創作「冷血」的整個過程。所以，片子開始不久，我對花花說：拍這部片子的人大概也是文青，並且也是拍給你們文青看的。

從電影裡，我知道這個說話有些girly的人是紐約er的專欄作家，他去採訪一起發生在堪薩斯州的滅門血案。Capote顯然是一位很敬業的新聞人，他採訪時細緻認真。甚至為了接近被採訪者，而把他那身女氣卻時髦的裝束換成了一身傳統的黑色。隨著採訪的深入中，Capote覺得用一兩篇報導已經很難表達他想要說的東西了。於是他決定以這一事件寫本小說。這在當時是有些驚世駭俗的，那時的美國可沒有「報告文學」，小說就是小說，報導是報導，壁壘森嚴。所以，很自然地，Capote的想法受到了許多朋友的質疑。這本小說就是後來著名的《冷血》，Capote稱其為non-fiction novel（非虛構小說），實際就是「報告文學」的開山之作。這一文體在中國流行日久，不用我多說。雖然我不太鳥這種東東。

Capote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我推測，是在他發現自己與兇犯Perry 史密斯的身世相似卻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之後。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這個社會有兩個世界」。

為了寫好這本小說，Capote必需要更好地採訪兩名兇犯，所以他們不能馬上就死掉。於是，Capote為他們請了律師做免於死刑的辯護。為了接近兩名兇犯，他去賄賂典獄長。為了得到案件當晚的細節，他試圖與Perry做心靈的交流，他照顧生病的Perry，給他餵嬰兒食品，給他餵水。工作中的Capote可以稱得上是有條不紊冷靜而專業；業餘時間，他喜歡在人群里高談闊論，吹噓自己與某某明星熟識，說著庸俗的笑話。這時的Capote是在於兩名疑犯玩一個心照不宣的遊戲，或者說是交易。我接受你的採訪，給你想要的，你幫我脫罪或是免死。但，如果想讓我說出當晚的細節，這等於是讓我自證其罪，一定是不能說的。其實這才是整部片子的焦點，所有問題也是由此而生的。雙方的擠牙膏戰術在這部電影平實的敘事下，精確而完整。

影片中，Capote終於得到了Perry的信任，也得到了案發當晚的細節，他的書基本可以完成了，這時的他只需要等待死刑的判決而為這本書寫上一個結尾。而這時的Capote卻完全陷入困境。他為兩名疑犯請的律師依然在為免於死刑而上訴，並且這時的美國國內，呼籲廢除死刑的呼聲很高，所以，兩犯的免死上訴有著極大的可能性。如果這樣，Capote的這本小說，無疑就失去了意義。從某一方面來看，這時的Capote是從內心深處希望兩人趕快被處死的，然而他自己卻不敢承認，顯然他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無法承受將自己的成功凌架於兩條性命之上，道德與良心的自譴，終於使他崩潰了。

兩人還是被執行了絞刑。刑前他們希望見見Capote。而這時的Capote幾近崩潰，根本不敢面對，卻馬上飛到了堪薩斯。在旅館裡，他不敢接聽PERRY打來的電話也不敢看他的電報。最終他還是出現在刑場，見了兩人最後一面。這種矛盾與尷尬的行為無疑是CAPOTE心靈困境寫照。

《冷血》終於出版了，並成為一部劃時代的作品。書我沒有看過，借用他人的評價：「它對暴力、人性充滿悲哀和憐憫的探討，引起令人發自骨髓的震動。」這之後，CAPOTE再也沒有寫出任何一部作品，直到他1984年因酗酒與服藥過多而去世。

《冷血》創造了一種文體，也改變了CAPOTE的一生。雖然，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兩人是罪有應得，而Capote也並沒有做錯，他只是在認真而理性的工作。沒錯，理性，Capote一直保持著理性的態度，直到他的書接近完成時。他把自己的書命名為《冷血》，卻又不願讓兩名疑犯知道，因為這會打破他們之間的信任或交易。當Perry 史密斯還是從報紙上知道了書名後，質問Capote，很顯然地，他已經想好了應對之策，他的回答完美而迅速，使Perry無法產生絲毫的懷疑。

我們身邊的一些人恐怕會這樣認為：CAPOTE太脆弱了，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小說的意義遠比這兩個人的生命更為重要。他並沒有做錯。我不知道是我們太過理性，還是真正的冷血。也許我們的教育使我們對內心的力量已經視而不見已經感受不到了。朋友准翔在MSN上對我說：良心是上帝安置在人內心的律法。

這部片子讓我想起了兩個故事，一件是真實的，另一件是虛構的。

先說真實的。1993年，南非的攝影師Kevin Carter來到當時正處於饑荒的蘇丹北部邊界進行拍攝工作。在伊阿德村，Kevin Carter為了讓自己從遍地餓殍的悲慘景像里放鬆一下，他走進村旁的灌木叢。這時，他聽到了一聲微弱的哭泣，一個小女孩正艱難地向食品發放中心爬行。正當他舉起相機時，一隻禿鷹停在了小女孩的身邊。Kevin Carter小心翼翼地選好角度，為了不讓那隻鷹受到驚嚇，他靜靜地等待了20分鐘。拍完照片後，Kevin Carter趕走了那隻禿鷹，然後坐在樹下念著上帝的名字放聲大哭。小女孩最終死去了。Kevin的照片獲得了1994年的普利茲獎。然而獲獎後，Kevin卻自殺了。連Kevin的母親都不能理解他為什麼沒有幫助那個小女孩。

做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能夠理解Kevin，他是嚴格地按照記者的信條來做的：觀察，不要介入。這是新聞客觀性的保證。並且，我也知道他照片的影響會救助更多的人。但是，我們還是會有疑問：當職業倫理與生命倫理發生碰撞時，我們該如何去做？

另一個故事來源於一篇科幻小說。人類發現了一個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該星球的「人」和善而先進。於是，地球人派出了一隊考察人員。在這隊考察人員中，有一名神職人員，他的任務是調查該星球的「人」是否有靈魂。考察隊很快到了外星，他們發現，外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人」們完全按照程序一般地生活，每個「人」充滿了理性。然而，神父的報告發回了地球，他建議將該星列為不予接觸的級別，因為這裡的「人」沒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