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是平的

   在過去的一年中，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無疑是一本很火的書，宣傳的很邪呼，彷彿看後會顛覆你的世界觀一般。但是，在我看來，這本書無非是將一堆全球化的樂觀觀點，或者說過份樂觀的觀點彙集成冊。當弗里德曼之流繼續為全球化熱情洋溢的鼓與呼時，墨西哥導演阿加多．岡薩雷斯．伊納里多則不聲不響的搗鼓出一部《巴別塔》來，在上映之後引起了不錯的反響，而在其鏡頭下溝通不暢的世界則很難讓人對全球化有過於樂觀的看法了。
    應該說，在當今影壇，那種N段式＋環形結構的敘事結構已經不再稀奇，甚至阿加多繼續他已經用過的此類手法時，還有人因其重複以往而「不思進取」多少對他有些批評。但是，同樣的手法，不同的人玩起來也是水準不同，阿加多三部電影都採用分段式敘事且都頗為成功也看出了他運用該手法的嫻熟之處。在一些人看來，《巴別塔》是N段式中最典型的三段式故事結構，但是在我看來應該算是四段，在摩洛哥牧民家庭和美國遊客的故事應該是分做兩條線的，還有美墨邊境顛沛流離的「逃亡」和日本啞女的人生困惑。
    這四段中，摩洛哥的兩段和美墨邊境一段應該說是結合的很自然也比較緊密的，在這三段故事中阿加多將人們「交流」的障礙嶄露的簡直有些驚心動魄。交流障礙導致的結果往往是一件屁大的事情變成雞飛狗跳的大事，在這三段中出現了三種語言，摩洛哥當地語、英語、墨西哥西班牙語，而語言的不同背後實際上是文化的不同，而語言的不同有加深了交流的障礙和彼此隔閡的進一步加大。然而，阿加多並不是要再渲染一番如「文化衝突論」的調調，他從一個更廣的角度展示了一種人類社會廣泛存在的交流障礙，突出的表現就是哪怕是具備了相同語言的人們也依然存在交流的困境。比如，美國遊客是一對夫妻（其中布拉德．皮特扮演的丈夫在縷縷白髮中沒有往日的瀟灑，卻顯得更加真實和親切），他們有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從片中我們看到他們並不是單純來旅遊的，而是因為他們的婚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他們已經無從交流，只能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尋求交流。一對無法交流的夫婦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尋求交流，而他們本可在家中坐在沙發上交流，卻跑到另一個半球的國度尋求和解，這多少帶有些諷刺意味。而摩洛哥牧民家庭的悲劇也是一種交流的不暢造成，但是無疑這樣的不暢帶有「故意性」，無疑，當兩個孩子無意槍擊了他人時，那種驚慌是可以想像的，而促成這種驚慌的還在於後來他們知道了擊中的是個美國女人，而在中東及北非地區，美國早已是個複雜的代號，特別和穆斯林的文化隔閡加上反恐的大背景都足以讓他們加深自己闖下大禍的印象。而現實中，這樣一起意外事件也確實被美國政府發揮成了恐怖事件，當我們感到可笑時是不是會想想，哪怕當我們中國人在聽說美國人於穆斯林國家遇害的消息時首先的反應也是「恐怖襲擊」（甚至會有人大聲叫好）？哪怕實際上只是一起搶劫事件。所以，我認為阿加多這裡設置的美國政府「小題大做」並不是僅僅要批評美國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有現實的背景，實際上是每個人心中下意識的去造成這樣的效果。於是一起意外被上升到政治事件，而美國女人已經被打死的謠言，使得牧民父親帶上兩個孩子逃跑，政治壓力讓摩洛哥政府採取野蠻的手法「破案」，這樣做的結果可想而知。
    美國和相隔遙遠的摩洛哥，在一個對美國產生敵意的區域，這樣的交流障礙彷彿顯得又很「平常」。於是，阿加多轉換一個角度，就在緊挨的兩個國家：美國和墨西哥，而兩國無戰事，除了些偷渡問題也無甚重大的衝突，但是依然出現了交流困境。為身在摩洛哥的美國夫婦照料孩子的墨西哥大媽是善良的，她對兩個孩子無比喜愛，在她看來將孩子臨時帶去墨西哥老家參加兒子的婚禮不是什麼大事。在兒子的婚禮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兩個美國孩子在最初的不適應後，也很快融入到這種歡快的環境中去。但是，在美墨邊境線上，他們卻遇到了麻煩，這是一起典型的交流不暢引發的風波，也是一種我們無法指責雙方的風波，在熱情的墨西哥人看來，邀請孩子們參加婚禮，喝個伶仃大醉不是大事；而在美國人看來，確認孩子的監護人確實制度性的大事，這裡我們無從指責幾位邊境警察如何不近情理，他們只是恪守職責，維護著一種本國的秩序。於是，又一起本來的誤會因為沒睡醒的孩子的喃喃自語和酒醉人的不清醒變成邊境線上的逃亡，甚至險些讓兩個孩子命喪黃沙，而結果卻是本來具有深厚感情的保姆和孩子被拆散。
    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故事由於文化和制度的不同造成交流障礙看起來又似乎很「平常」。阿加多於是轉入相同的社會結構下的交流障礙，這段日本的故事實際上與前三段故事銜接的並不夠緊密，通過一起送槍事件來從事件上將其與它們結合顯得也頗為勉強，但是在主題上還是一致的。這裡，阿加多沒有用什麼簡單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兩代人的矛盾之類固有情節來表現，而是乾脆設置了一個失語者，即一個聾啞的少女來表現她與他人的交流障礙。她顯得脆弱而又要強，因為與他人的交流不暢，讓她孤獨，無法體會自己隨著年齡增長所需的性與愛。有人或許看了這段少女的表現會再次說「日本人變態」，但是，在我看來日本影視作品常常以「變態」來反映常態，其實只是將人們內心隱秘的想法放大，甚至誇張化而已，這只是一種手法的不同。想必阿加多對日本這類電影頗有研究，所以拍攝時也按照著這種特質來表現，特別在交流障礙這樣的主題下，一位少女種種出格表現反映的正是她對無法真切表達情感與想法的那種焦急與絕望。
    最終，我們看到美國夫妻在絕境中和解，回到美國；摩洛哥牧民家庭承受著不幸，犯錯的孩子失聲對著同胞哭喊；墨西哥大媽回到了墨西哥；而日本少女赤裸著靜靜站在父親身邊。我們發現，最終他們都回到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中，回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交流的嘗試都不成功，人類的巴別塔難題依然割裂著「平的世界」，全球化也依然是個現象，而非有人吹捧的福音。當然，阿加多並不是那麼悲觀，所以，在片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當美國丈夫被同胞「拋棄」時，一位摩洛哥導遊仍然熱心幫助；看到美國孩子與墨西哥保姆的真切情感，與墨西哥孩子歡笑玩耍的畫面；看到摩洛哥男孩在哭喊救救哥哥後，向他們開槍的警察眼中現露同情的目光；看到日本少女與那位警察之間溫情的「對話」。所以，希望總是有的，世界從來不是平的，交通的發達和資訊流通的順暢不會帶來交流的自然暢通，所以我稱弗里德曼們為「工具樂觀主義者」，總是以一種表面物質化的繁榮來鼓吹著一種世界美好的圖景，以為坐在班加羅爾就看到了世界。我相信全球化只是一種現象，它有美好的一面，目前更多是一種需要我們客服挫折和障礙的現狀，這樣保持清醒的努力，或許我們永遠無法達到在「平的世界」建立起巴別塔的勝景，但是也可以在充滿溝壑的世界架起更多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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