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通天塔》

     了解「通天塔」在聖經中的寓意，是看懂這部的片子的前提——據說「巴別」在希伯來語裡的語意，就是「變亂」，上帝變亂了人們之間的語言，使之無法交流，才阻止了人類試圖修建「通天塔」的願望。
      影片《通天塔》由三個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故事組成：
第一段是兩個摩洛哥山地男孩偶然得到了一支獵槍，為了試驗這槍的威力，他們朝著一輛偶然經過山下的旅遊車胡亂開槍，打傷了車上的一位美國女遊客。
     一件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故，被美國政府視為一起針對美國公民的恐怖事件，一面是不遺餘力的破案，一面是人為複雜化了的搶救過程。歷盡曲折之後，女遊客被美國直升機接到卡薩布蘭卡搶救，並終於保住了性命。開槍男孩的哥哥則被摩洛哥警察胡亂地擊斃。
      這起事故的唯一正面收穫，是女遊客和他的丈夫在生死之旅中走出不睦的陰影，真正實現了以非洲之旅拯救婚姻的目的。
　
      第二段，一個美國家庭的男女主人雙雙出外旅遊，墨西哥女傭獨自在家照顧兩個孩子。女傭的兒子要在家鄉結婚，主人未歸，女傭又臨時找不到人照顧主人家的孩子，只好帶著他們一同回到墨西哥參加婚禮。當晚回家穿越美墨邊境時，女傭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受到美國邊境警察的質疑，女傭的侄子駕車搶關奔逃，無奈中把女傭和孩子仍在黑夜中的沙漠。次日，女傭被迫將孩子留在樹陰下，獨自前去求援。女傭和孩子分別獲救之後，女傭因非法勞工身份而被遞解出境，中斷了她已經持續了16年，並寄予了更多期待的美國生活。
　
      第三段，日本一家富戶人家的一位聾啞女孩，因為無法與他人正常交流而鬱鬱寡歡，找一個男人做愛，似乎成了她與人交流的最後的希望，以致於竟邀請一位辦案警察深夜來訪，並將自己的裸體展示給警察。但警察還是鄭重地給女孩披上衣服，並離她而去。女孩的父親歸來，在陽台上發現裸體佇立的女兒，父女在暗夜中的頂樓陽台上相擁無語。
　
      前兩個故事聯繫得比較直接，兩個美國孩子就是在摩洛哥受傷女人的兒女。第三個故事與第一個故事的聯繫比較牽強，那兩個摩洛哥兄弟得到的獵槍，是日本啞女的父親在摩洛哥打獵時，送給導獵員的禮物，後被轉賣給兄弟們的父親。
　
      不知道《聖經》的原意如何，反正《通天塔》要表現的絕非僅僅是語言的隔膜。在第一個故事中，美國遊客與當地山民之間，有一個翻譯可以幫助他們實現語言的溝通，但政治的、貧富的、文化的、種族的隔膜，使他們完全無法進行正常的交流和溝通。尤其是恐怖主義這個政治陰影的存在，更使一件極其偶然的事件，完全失去追索真相的可能。摩洛哥警察在追查兇手上的不遺餘力和快捷高效（迅速找到並擊斃疑兇，並順著那支獵槍的線索一直追到日本），與美、摩兩國政府在搶救受傷婦女上的冷漠低效，使政治與人性之間的隔膜，呈現出荒誕的錯位和無情。
      在第二個故事中，墨西哥人與美國白人警察之間的交流障礙，與去年的《撞車》有些相像。在墨西哥人那裡充滿人情的行為（女傭堅持要求其侄子深夜駕車越過國境送她和兩個孩子回家），卻撞上了美國法律的鐵牆。美國警察看似恪盡職守的執法行為下面，始終蓋不住時時浮上來的歧視的底色。沒有歧視的語言，沒有任何有違政治正確的言行，制度的規範、法律的訓練，顯得卓有成效。但那種為了規避政治不正確而刻意不予任何有形表現的情感歧視，認人懷疑制度的約束和真實的情感之間，其實存在著某種相互強化的作用。「白人」和「警察」的雙重身份，在墨西哥人面前築起了一道堅硬的鐵壁。
      就單一段落而言，日本故事更為深刻和意味深長。雖然我不確知「口不能言」的境遇，究竟給聾啞人帶來多麼嚴重的心理障礙，也不知道以「做愛」作為「終極交流」的唯一希望，是否確是聾啞人的真實心理，但影片對這一心理邏輯的呈現無疑是成功而且強烈的。所以儘管有報導稱此片在大陸上映只刪節了5分鐘，我還是懷疑公映版會大大削弱了本來的張力。如果啞女的那具不具備誘惑力的裸體不在螢幕上呈現，她所感受到的連肉體交流都不可得的悲劇感，必然失去力量。所謂「藝術創作需要的暴露鏡頭」，在中國是一個很難說服人的「詭辯」，但這部影片是一個很好的註腳。至於啞女那個殘缺又畸形的家庭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因為只看了一遍，我還不敢妄測。
      嚴格說來，第一和第二個故事之間，也缺少劇情上的有機關聯，在非洲遇險的夫婦，與美國的兩個孩子和保姆的遭遇，本質上是兩個獨立展開的故事。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其實是「美國」這個概念和形象。在摩洛哥人和墨西哥人那裡，「美國」意味著同一個形象——財富、機遇，同時又是冷漠和威脅。兩位摩洛哥少年誤傷他人之後在當地引起的恐慌，和他們的父親表現出的震怒和恐懼，乃至最終讓他的一個兒子付出了性命，都是只有「美國」這個形象才能引發。在墨西哥人那裡，美國的形象也大致如此：富足、誘惑，又冷漠而堅硬。這樣的外部形象，為大多數美國人所不能自覺，無論是積極有為，為別國人民送去民主自由的美國大兵，還是出於好奇而為異域百姓送去財富的美國遊客，都未必知道除了解放者和慷慨的施主形象之外，他們還扮演著什麼別的角色。所以由一位墨西哥裔導演說破這一層，正是必然。
      當然，這位墨西哥導演並沒有把自己的作品，拍成一部對美國人的譴責之作，如果是那樣，這部影片的認識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在「上帝」製造的隔膜和「變亂」中，美國人也是受害者。美國人在給異族人帶去壓力和緊張的同時，也同樣為失去安全感而恐懼、焦慮。影片的最大懸念和緊張，在於受傷的美國人何時能夠被一架從天而降的直升飛機帶到文明而安全的地方，和他們的兩個孩子能不能平安地離開墨西哥那個嘈雜、喧鬧、骯髒，充滿了難以控制的勃勃活力和野性的環境。在整個看片過程中，我似乎始終被一種「逃離」的焦灼所籠罩。不知道現實中的美國人是否有這種「逃離」的恐懼，如果有，他們是不幸的。我估計至少在伊拉克的美國大兵有。
      至於第三個故事被安排在日本，我覺得基本是策略的需要，一是可以增加語言的差異，呼應「巴別塔」在《聖經》中的本意，二是也可以豐富視覺元素，增加影片的觀賞性。如果再繆託一下導演的知己，還可以說選擇日本作故事背景，也是與美國之間的「互文」，由於日本社會與美國社會的同構性，表現日本就是表現美國。
　
       這部片子在奧斯卡上只得了一項音樂獎，不知道是美國人看不懂，還是不喜歡來自異族人的犀利，或者僅僅是要給馬丁一個補償？但願是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