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遂的時代回憶，共鳴的善良力量

「為什麼拉上窗簾？」「拉上窗簾就是見不得太陽光、見不得毛主席。」紅小兵們以此為藉口抄家打人。

用火箭筒將企圖以鐵腿水上漂逃跑的死刑犯轟爆後，以左手敬禮，再擊斃下一個專政對象周星星前喜出望外地收穫100塊贓款。

以上這些都是老式香港片對紅色中國的妖魔化感受。回歸這十年，隨著兩地越來越不可分的親密關係，至少讓香港電影人進一步感受和表現出更加真實的中國現實，尤其當他們開始回憶自身稀薄卻的確存在於個體港人身上的稀薄紅色史時，該很真實了吧？遺憾的是，導演卻把老左的個人情懷嫁接去宏大的社會進程和回歸十週年的命題上，卻顯得凌亂不堪，負擔不起。於是，在雖然只能聽到3/4粵語對白的我看來，這不是部能讓人入戲的好電影。

首先，從事實上，老左個人的成長記憶不能引起我們的集體回憶，那些堅持毛派理想的誓言和吶喊，即便在作為紅色主體的我們看去，並不顯得如導演想像的那樣有意思，工會裡、餐桌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遠沒形成因回憶而變得美好或覺得可笑的距離，還不如另一個老左戈達爾直接讓老婆卡利娜直接在《中國姑娘》裡對著鏡頭宣讀紅寶書。其次，《老左正傳》有將家庭生活和個人理想融入宏大時代變遷的理想，甚至從角色到配樂上都能讓人聯想起同題材的偉大作品《阿甘正傳》，卻把時代事件作為一種毫無滋味的點綴，簡單的通過從1967到2007的新聞片去提醒觀眾：看著，時代要影響他們了！於是，在港左們遊行新聞報導後，老左和老右幾乎在飯桌上大打出手；在2001年納斯達克銳挫後，鄭中基誇張地撞牆。再次，莫文蔚可以是珍妮，鄭中基卻無法是阿甘，他只屬於亂七八糟的鬧劇，屬於公路客運系統視訊裡的消遣，看他和黃秋生這張真正已經在《千言萬語》裡證明了適合時代的臉搭配，覺得頗為不協調，時代該有的沉重感也被無謂的誇張表現破壞殆盡。惠州搞遊戲廳、韶關養狗、菏澤不賞牡丹賞流星、萊蕪狼狽下車，這些除了表現鄭中基一事無成的胡鬧外，於整個時代回憶毫無作用。鄭中基可笑肢體於時代是無力的，於觀眾也是索然無味的，《阿甘正傳》卻通過另一種技術手段的誇張（如新聞事件合成），讓人物在荒誕感之外更多了代表人群整體的時代參與感，完成了宏大的表達。

雖然電影從劇情上給我一無是處的失落感，但我卻難得地在黃秋生角色身上找到一種共鳴。那是埋於血脈的善的力量，而這一點也是我剛從自身找到的。剛結束了寧洱地震災區志願者工作，我被問及感受時常自嘲高估了自己的同情心和責任感，自己不過就是個湊熱鬧的，然後某人卻指出「為何別人不湊熱鬧，你卻總湊熱鬧？你有一種善的天性，或許還很強大。」我相信老左也是，只不過在他的成長里，這個善沒被留出可供自嘲和解構的距離，於是成了家庭的負擔，讓一對筷子除甜外，不得不更多地體味酸、苦和辣。

剛接到另一個老港，英國人史蒂夫的郵件，他和真正的老港阿堅又攜手，組織坪洲島人成功抗議了政府削減護士的計劃。他們天性也同樣是善的，以輕微之力，推動著時代進步。

（原載南方都市報）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