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靜靜離去 悼念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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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去世的消息是廣西的網友告訴我的，我剛聽到這消息並不很驚訝，但後來卻陷入了長久的木訥。這種木訥出於我對伯格曼飽含的熱愛和敬仰，但又愧於知之甚少，當我準備動筆撰寫紀念其的文章時，我的思想在顫抖，生怕每寫一個字都是錯字，每寫一句話都是對伯格曼去世的不敬。
英格瑪伯格曼對我的影響很深，他不僅改變了我對電影的認識，也扭轉了我曾經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一面。尤其當我看到拍攝於1986年的《芬尼與亞歷山大》時，我更是加深了對伯格曼的信仰，因為他將博大的胸襟貫徹於電影，電影中對苦難「不痛不癢」的描述以及傷痕終會消散的信念就像一束光擺在觀影者面前，但也只有一位相當成熟的導演才能那麼「放得開」的去講述苦難，受《芬尼與亞歷山大》的影響，我重看了特呂弗的《最後一班地鐵》，與伯格曼一樣，特呂弗也將最博大的胸懷獻給了息影之作，但如果沒有伯格曼在《芬尼與亞歷山大》中給我的啟示，我恐怕一生也難得去回顧曾經看不懂的《最後一班地鐵》
廣西的網友說：一位影響了我一生的大師走了。他恐怕也是國內最先知道伯格曼死訊的人之一，那天下午他吧外電的報導原文轉載給我，我一字一字讀著英文單詞，當天和第二天我都寫不完一篇紀念伯格曼的文章，但我還是從枯涸的腦海中擠出了幾段介紹伯格曼生平的文字，儘管紕漏百出，但不能在他走的時候，我一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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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教予了我怎樣觀賞人們的心理，在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個動作中，一種電流都會迸發出，導演所做的就是記錄下這一激動人心的一刻，哪怕是再普通不過的，例如母親的微笑，孩子的嬉戲也都包涵著值得深思的一面：
他的電影很細緻，尤其喜歡將鏡頭近距離的觀察人的面部，在《假面》里，這種觀察從窺視變得明目張胆，最後給人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假面》撕開了人偽善的「羞恥」，證明了自私的可怖。
伯格曼因為《假面》，《羞恥》使他以一個叛逆的形象佇立在世人面前，而他的本意卻並非如此，拍攝《假面》，乃至後來的《呼喊與細雨》，都是在伯格曼人生最艱難的時刻，他後來將這段經歷寫進了自傳《魔燈》里：那時因為稅務問題，政府將伯格曼驅逐出瑞典，他不得不過著流亡生活，為了生存不斷的拍片。但每當坐在導演凳上，他第一個想到的都是故鄉的泥土，以及兒時呆過的小鎮上人們臉上的歡笑。
如今，評論家們不約而同的將「夢」和「魔燈」冠於伯格曼身上，這也是世人日後對他所做的公正評價，當《芬尼與亞歷山大》再次為瑞典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時，人們卻突然發現曾經意氣風發，甚至有點曲高和寡，憤世嫉俗的年輕人一下子已經是耄耄之年。
當「年輕人」再次回到故土，內心也充滿著感激之情，《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獲獎與瑞典政府的支持緊密相聯，而當伯格曼與分別多年的祖國擁抱時，定然也會激起不一樣的火花。電影的成功正好佐證了這點。
我曾在多篇文章里引述過伯格曼的電影《芬尼與亞歷山大》，因為它的博大胸襟早已經蓋過了所有電影的光輝。李安談及伯格曼時，說伯格曼教會了他怎麼拍電影，而我則會說：伯格曼教予了我怎樣思考人生，在他的影響下，我讀巴爾扎克，斯特林堡，看被他讚賞過的電影，當然，我也會寫出更好的文字，來感恩，報答。
伯格曼的電影是良心，人性以及很多詞彙的代言人。在當今，重溫他的電影是疲勞後最美的享受，因為他會讓我們變得謙虛，謹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