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

把情感糾纏於懸疑和謀殺，把淚水掩蓋於純正艷麗的溫暖色塊之下，把高跟鞋混合於手槍……《高跟鞋》是個古怪的片子。

不能否阿莫多瓦影片中人物的痛苦，他們的痛苦大多來源於交流過程中產生的重重障礙，然而阿莫多瓦執著於交流，並且對交流進行了深刻貼切的闡釋和表達，因此，他在九十年代的全球化進程時期成為大師級人物絕非偶然。在他的影片中，人們的情感交錯著在時空中彼此貫穿，互相撕扯黏附著，只有用最怪異的方法才能將這糾葛解開。

看看這糾纏不清的複雜情節吧——這樣的故事並不討好，有人說：「一部電影中，需要觀眾記住的要素絕對不許超過十六項，除非這片子是拍給黃藥師他老婆看的。」但是一旦深入其中，它卻如此令人著迷——因為它的主線和思想都非常清晰。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神經質的女兒先後殺死明星母親的丈夫和情人，她認罪後坐牢，母親突發心絞痛，在臨死前替女兒抵罪，女兒後來和一個人妖法官生活在一起。

對於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題材（我喜歡聳人聽聞。阿莫多瓦一定也非常迷這個。），導演卻並沒有直指謀殺——甚至頗有些輕描淡寫。與此相反，在影片開始便讓女兒在機場等候母親的時候去回憶往事，這樣就奠定了本片精神分析的基調。

我們注意到母親和女兒的高跟鞋：母親一直穿紅色的，女兒則是不打眼的黑色。兩雙高跟鞋暗示了兩個人的身份和命運：母親光彩照人，她是一個強大而有天賦的人；女兒則是「一幅苦瓜臉」，性格孤僻。母親是女兒心目中的偶像，女兒愛她愛得發狂。我們看到女兒固執地帶著十年前與母親一起買的耳環，在機場等待母親時激動得渾身發抖，她一直模仿母親，學母親那樣走路、說話，像母親一樣向文藝界發展。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她根本沒有天賦。她是生活在母親陰影下的可憐蟲，並且始終無法擺脫這樣的地位。她的愛是不完整的，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女兒略微有一點受虐傾向，她必須使自己成為他人生活的一部份，否則她便感到無比的孤獨和痛苦。她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穿了高跟鞋的腳跳下來會摔傷」。母親的離去讓她備受打擊，她有些病態地嫁給母親從前的一個情人，企圖從中尋找母親的影子——她把自己看作母親的影子，她嫁給貝爾納這個行為更像是一次想像式的從自己到母親的轉化儀式。

母親則因為強大而過於獨立了。她離開女兒隻身前往墨西哥，一去便是十年。她依然愛著女兒，但是卻害怕這種愛成為自己事業和生活的障礙，結果是她什麼也沒能帶給女兒。但母親並不幸福，她除了事業成功之外一無所得，「紅色高跟鞋」也未必就是美麗的。影片中母親住在地下室裡，她解釋道：「我從小就住在這座房子裡，從通風孔能夠看到街上行人的鞋子。」她從自己的貧困童年聯想到女兒的不幸童年，並且感到內疚——甚至是一種恐懼，她固執地住在地下室裡可以看作是對自己不負責行為的一種懲罰。

第一次謀殺來源於女兒對母親愛的索取，只因為母親隨口說到：「如果你父親讓我去墨西哥，我就永遠和你在一起。」這個才十三歲的女孩便間接製造了一場車禍導致父親遇難。然而母親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依然離她而去。當母親歸來時，女兒的第二次謀殺便無疑是一種報復了，或者說是「愛殺」。她哭訴道：「我什麼都不如你，只有一點，我得到了貝爾納，可是你一回來就奪走他！」如果把女兒對貝爾納之愛看作是她對母親的愛的移情，那麼女兒殺死貝爾納無疑也是對母親的謀殺——後來母親之死可以看作對此的映證。用手槍來驅散高跟鞋帶給她的陰影——這一點在電影畫報上表現得非常清晰。她要擺脫母親，擺脫自己不幸的源頭：對母親的愛。

替代與模仿導致自我損耗，這就是女兒的悲哀。影片安排了兩個次要角色與此呼應。一個是模仿母親唱歌的人妖，一個是想要取代女兒地位的手語播音員。人妖同學是影片中起關鍵作用的角色——只有他一個人正確處理了愛與自己和他人的矛盾。他欽佩母親，於是他模仿她，但是他不是她，他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自由和愛別人的權力。而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種分裂——分裂是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大問題，阿莫多瓦表現了它，卻沒有對它表露更多的警惕和關注。

於是影片中出現了一處斷裂：女兒向全世界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卻在法律面前撒了謊；母親對上帝說了實話，卻對所有人撒謊。創作者用情節上的巧妙轉換——人妖對女兒的信任和愛慕掩蓋了這處斷裂，從而得到一個圓滿的結局。

監獄生活重喚了女兒對愛的體驗：對自由和熱情的嚮往，封閉狀態中的舞蹈，友情的美好。她忽然暈倒，醫生告訴她她懷孕了，同時這意味著她的新生。可是她不知道怎樣洗刷自己的罪惡——表現在她不知道怎樣安放那柄作為殺人證據的手槍。一個有罪的人還能夠重新去愛嗎？一個親手扼殺愛的人還能夠繼續愛嗎？母親在臨死前成為她的拯救者，同時拯救了自己。

由此影片製造出真實與謊言的完美和諧——一種適當的坦誠，保持一定距離的愛，人們彼此相愛，但既不過份依附，也不相互孤立。這個觀點在對當時（91年）的世界局勢來說無疑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