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談《伊萬的童年》

薩特談《伊萬的童年》
 
作者：薩特 文章來源：文學 點擊數：297 更新時間：2006-11-1

　　背景：1962年，塔科夫斯基的處女作《伊萬的童年》在威尼斯獲得了金獅獎，並引發了評論界的爭論。當時正旅居義大利的薩特，給《團結報》的編輯阿利卡特寫了這封信，並談了他自己對影片的一些看法。

阿利卡特，你好：

　 在不少場合，對於貴報評論家在文學、雕塑和電影（領域）所做的工作,我都不止一次向你表示過由衷的敬意。我發現（在他們的評論中）嚴謹與灑脫並行不悖，而這意味，他們把握一件藝術作品獨特具像的同時，還能直中問題的要害。或許，我要對此重複派薩．塞拉的讚揚：沒有因循教條的左派,也沒有思維僵化的左派分子。

　 而這，也就是今天我要向你抱怨的原因。《伊萬的童年》是我近些年看過最為出色的電影之一，而《團結報》和其他左翼報紙對此片的評價，給我的第一印像是，這不就是一種因循的、模式化的責難嗎？評審團給了影片代表最高榮譽的金獅獎，不過在義大利左派偏狹的眼中，這恰好奇怪地證明了該片是「西化」的產物，而塔科夫斯基則是個具有小資嫌疑的導演。事實上，正是這種不禁推敲的臆斷，使得我們的中產階層與這部深刻、革命的，以一種典型方式表現蘇聯年輕一代情感的俄國電影失之交臂。因為當時在莫斯科，不管是小範圍的首次試映，還是之後的公映，我都是同年輕人們一起觀看這部影片的。我知道這電影表達的對於這些20來歲的年輕人意味了什麼，作為俄國革命的接班人，他們從不懷疑這一榮耀並隨時準備將其進行到底：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對這部電影的認同里，沒有半點屬於「小資的」反應。當然這並不是說，批評家在面對所評價的藝術作品時要毫無保留地接受其全部，但對於這部在蘇聯受到熱情討論的電影如此之輕蔑是否合適呢？不考慮這些討論和其中深刻的意義，而把《伊萬的童年》只當作蘇聯現行體制下的一個範例來批評，又是否合適呢？親愛的阿利卡特，我當然知道你並不認同評論家們過於簡單化的觀點。向他們致以真摯敬意的同時，我希望你能讓他們了解到這封信的來意，或許在這場討論為時未晚之際，公開其中的內容。

　 這些評論家把表現主義和象徵主義看成是過時的，因循守舊的。照我看，他們這種形式主義的框框本身才要被報廢。的確，在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那裡，象徵主義被巧妙地掩飾了，但實際上最後的效果卻更明顯。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並不能更多地避免象徵主義。其實，有必要談談大多數現實主義作品中所具有的象徵功能，不過這裡限於篇幅不宜展開。評論家們指責塔科夫斯基的，是這種象徵主義的特質。他們說，塔作品裡的象徵符號是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而這點，正是我不能接受的。首先，這裡同蘇聯的一樣，對這位年輕導演有一種學院式的責難。那裡的某些評論家，就像你的這些一樣認為，塔科夫斯基一知半解地接受了一些過時的西方藝術形式，並且不加批判地加以運用。他們因影片中伊萬夢境的戲指責他：「瞧那些夢！在我們西方，早就不用夢來表現了！塔科夫斯基落伍了，這種手法二戰時期用用還湊合！」以上這些，就是官方評論家的定語。

　 塔科夫斯基今年28歲（這是他本人告訴我的，而不是有些報紙寫的30歲），可以肯定，他對西方的電影缺乏足夠充分的了解。他受的教化本質上必定是蘇聯式的，同資產階級處理電影和相關材料的方式沒有任何關係。

　 伊萬是瘋的，是隻怪物，也是個小英雄。現實世界裡，他是戰爭最無辜、最可憐的犧牲品。這孩子，讓人不禁憐愛，卻早被暴力所內化、鍛造。村民遭屠洗的過程中，納粹殺掉伊萬母親的同時，也扼殺了他。然而，他活著。在那個殘酷的時刻，他目睹身邊的同胞紛紛倒下。我自己曾見過一些年輕的阿爾及利亞人，因為不堪大屠殺的折磨而時常產生幻覺。對於他們而言，清醒狀態下的噩夢與夜睡時的夢魘並沒有什麼分別。他們被人殺，也要起來殺人，並開始習慣屠戮。他們惟一具有勇氣的決定，就是在面對這難受的苦痛中選擇仇恨和逃避。他們戰鬥，並在戰鬥中逃離這種恐懼。而一旦黑夜卸除他們的警備，一旦他們入睡，就又恢復了兒童的稚弱，這時，恐懼再次出現，而他們又重拾起想要忘卻的記憶。這就是伊萬。我覺得有必要感謝塔科夫斯基如此出色地展現了，對這個隨時準備做出自殺式舉動的孩子，這世界是如何日夜不分的。無論怎樣，他都活在另一個世界。這世界，不同於我們，行動與幻覺咫尺相近。請注意這種關係，他同大人們待在一塊：他住在軍隊裡；那些軍官——英勇的人們，勇敢但「正常」，沒有悲劇的童年——保護他、愛他，儘可能地使他「正常化」，並且到最後，送他去上學。很明顯，如同契柯夫小說里寫的，這孩子能在這群男人中找出一個來取代他失去的父親。只是，這一切來的太晚：他不再有雙親相伴的需要；（比痛失雙親）更為深沉的是，大屠殺所帶來的那種難以拭去的恐懼使他陷入孤獨、隔寂。最後，軍官們認定，這孩子是溫順、讓人驚異、和產生痛苦的不信任感的混合體：他們把他完全看作是隻怪物，美麗而又令人厭惡，對他，敵人所激起的完全只是屠殺的衝動（比方說，刀子），而無法在戰爭和死亡間產生聯繫。伊萬現在，需要這醜惡的世界來過活，需要在戰鬥中逃離恐懼，需要在苦痛中戰慄死去。這小犧牲品知道什麼才是必然的：（創造他的）戰爭，鮮血和仇恨。不過，那兩個軍官愛他，而他能做到的，只是不討厭他們。對於他來說，愛是一條永遠不通的路。他的噩夢、幻覺總離不開這三樣東西。它們無關勇氣，也無關對這孩子「主觀世界」的巡視：它們完全是客觀的，我們從外部來看伊萬，就像那些「現實主義的」場景；真相是，對這孩子來說，這世界整個就是場幻夢，而對於旁人而言，這世界裡的男孩、這怪物和烈士，則是另一種幻夢。正因如此，影片開首的場景就向我們巧妙地介紹了這孩子和戰爭中真和假的世界，向我們描述了一切，從伊萬穿越樹林的現實過程到他母親假的死亡（他母親的確死了，但那是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其意味隱藏之深到我們無法知曉）。瘋狂？現實？兩者兼而有之：戰爭中，戰士都是瘋狂的，而這怪物般的小孩就是他們瘋狂的客觀證明，因為他就是瘋的最厲害的那個。所以，這裡關係到的，並不是表現主義或象徵主義的問題，而是這一主題所要求的特定敘述方式，就如同青年詩人沃茲涅先斯基所說的「社會主義的超現實主義「。

　 要了解影片主旨的確切涵義，就有必要對導演的意圖挖掘的更深：即便最後存活下來，戰爭還是扼殺了那些製造它的人。同時，還有一層更深的涵義：每一次運動中，歷史都需要（這些）英雄，它創造他們，並且通過讓他們在自己所塑造的社會中受盡磨難，來毀滅他們。

　 他們在讚揚《烈火男兒》（L'Uomo da Bruciare，塔維亞尼兄弟62年的電影，描寫一個工團主義者同黑手黨之間的抗爭）的同時，卻向《伊萬的童年》報以睥睨。他們偏對這部處女作給予了褒獎，褒獎它的價值，即重提了正面英雄人物所具有的複雜性。的確，導演給讓片中男主人公有一些缺點——比方說，愛誇張。同時，他們顯示出這個角色的犧牲其實源於他的自我中心和保護。不過就我而言，沒覺得這電影有什麼新意。最後，出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總給我們以微妙、複雜的英雄形象：他們在強調英雄身上缺點的同時也提升了其優點。其實，問題不在於衡量英雄的善惡得失，而在於把英雄主義本身作為探討的主題。不是去否定它，而是去理解它。《伊萬的童年》正點明了這種英雄主義的必然和含混之處。這男孩不善不惡，他是歷史造就的極端產物。他被不由主地拋入這場戰爭，並為此而生。要說他在周圍的戰士中引起了恐慌，那只是因為他不再習慣平靜地活著。源自痛苦與恐懼的暴力，留在他體內，並生了根。他靠它存活著，於是不自主地去接受那些危險的偵察任務。但是，戰爭結束後他會怎樣？即使活下來，他體內那股岩漿般熾熱的東西也不會讓他安生。這裡，在這個詞最近的意義上，不正是對正面英雄人物的一種重要批判嗎？他向我們展示了自己，哀傷而高貴；他令我們看到其力量悲哀而頹喪的來源；他揭示，這戰爭的產物，是何等貼合這好戰的社會，又在走向和平的途中，被後者所唾棄。而這，就是歷史造就人的方式：它選擇他們，踐踏其上，並最後碾碎他們。在願意為和平而戰、而獻身的人中間，只有這好戰而瘋狂的孩子是為戰而戰。他活著，純粹是為了這個，因此在愛他的戰士中間，他顯得無比孤獨。

　 然而，他是個孩子。這孤寂的靈魂保持著孩童的稚弱，但卻難再體驗它，更別說表達它。即便是在夢中回歸於它，或是從日常的喧囂中輕身而退，這些夢仍是無可避免地化成了夜魘。那些表現赤子歡樂終結的畫面讓我們害怕：我們知道到這種終結。這稚弱雖脆弱而抑鬱，但卻活在當下的每一刻，用這稚弱，塔科夫斯基小心地把伊萬包裹住：無論戰爭，甚至有時是出於戰爭，它都是一個世界（我想起那些火球划過天際的美妙場景）。事實上，這電影裡的詩意、刻意的天空、明澈的水、無盡的森林，就是伊萬的至極生命，是他失去的愛和根，是他曾有的模樣，是他已然忘卻的，是內在、圍繞與他，別人能看到，他自己卻不再意識到的東西。我知道，這電影裡沒有什麼比這一連串長景更動人的了：河流悠長、遲緩，為之心碎；拋開他們的痛苦和疑慮（讓一個孩子冒這些危險合適嗎？），陪伴他的軍官們被這種可怕、孤寂的稚弱所深深打動；男孩一身塵土，無言漸逝：在滿野的屍體中走向敵方；小船從河對岸歸來，水面上一片死寂：禱文殘短凋零；一個士兵對著另一個說：「這死寂，就是戰爭…」

　 就在那瞬間，這死寂爆發：尖叫、怒號，就是平靜。狂喜中，蘇聯戰士遍佈柏林的領館：他們奔跑著，衝上樓梯。其中一個軍官在一處暗格中找到一疊名冊；這曾是第三帝國的作風：名單上有每個被絞死的人名，照片。年輕軍官找到了伊萬的照片，上面寫著：12歲，絞刑。在追求建設社會主義的舉國歡慶一片中，存在著這樣一個黑洞，就像針扎般的刺眼：一個孩子，在仇恨和絕望中死去。沒有什麼東西，即便是未來的共產主義，可以補償這些。他向我們展示，沒什麼東西可以打通集體的歡樂同這種個體的、微不足道的苦難間的隔閡。這時，甚至沒有一位母親為此而傷痛和自豪。人類社會朝著它的目標前進，生者將運用他們的力量實現這些目標，然而這渺小的死者，就像一株卑微的稻草被歷史輾過。它將永遠成為一個問號，不提供答案，卻又如一道嶄新的晝光將一切照白：歷史是悲劇的。黑格爾曾這麼說過，馬克思也是，並且他還說，歷史往往通過它的陰暗面來獲得進步。不過我們通常不願意這樣講，最近的這些時代，我們追求進步，而忘卻了那些失去的東西是無法補償的。《伊萬的童年》用一種暗暗的、平柔的，但又極具爆發力的方式提醒我們這一切。一個孩子死了。看著他無法再活下去，這幾乎是個讓人高興的結局。我想，在某種意味上，這個年輕導演要講的，是自己和那一代人。不是講這些驕傲而堅強先驅的犧牲，是講他們因戰爭而支離破碎的童年和命運。一個孩子被他的父母親毀掉，這是資產階級式的悲喜劇。而百上千萬的孩子因戰爭而死，或因其而活著，則是蘇維埃的一種悲劇。

　 於是，這部電影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一種別樣的俄國。技術是俄國式的，儘管它本身是原創的。我們西方人，知道如何去欣賞戈達爾那種快速又簡略到晦澀的節奏，以及安東尼奧尼般自然原生的悠緩。但在一個從未受此影響的導演身上看到這兩種風格同時出現，實在是新奇的的體驗。塔科夫斯基以無法忍受的遲緩來讓人親臨戰時的歲月，同時，又以歷史簡略的快速從一個時段跳到另一個時段（我特別想起影片中兩組場景的絕妙對比：河流與國會大廈）。這期間，電影不靠情節的推動，不展現角色生命的特定時刻，而是在另一種時刻、或是死的時候再現他們。但從社會的角度看，影片的特色並不在於這兩種節奏的對峙。那些絕望的時刻儘管不多，但足以毀掉一個人，我們知道它們就出現在這個時代（我不由想起1945年的一個猶太男孩，同伊萬差不多大，當他聽聞雙親死於納粹的毒氣室和焚化爐時，往床單上倒了酒精，躺上床，點著，把自己活活燒死了）。但是我們沒有本事也沒有機會去從事一種宏大的工作。我們太了解惡是什麼。在那種時刻，在善惡對抗處，善之中永沒有極端的惡。這正是打動我們的地方：自然，蘇聯人無須為伊萬的死負責，犯罪的是納粹。但是問題不在於：惡來自何處？當惡如同萬點針尖般刺破善時，它揭示了人和歷史進步的悲劇性事實。當然，這裡沒有任何悲觀主義的因子，但也不是什麼廉價的樂觀主義。有的，只是鬥爭的意志和對其代價的清醒認識。親愛的阿利卡特，我知道你比我更清楚這點，痛苦、汗水和鮮血，常常是人最不願意計入社會代價的東西。我能肯定，在死者的歷史缺失這點上，你將同我一樣地讚賞這部電影。我對《團結報》評論家的敬意也促使我請求你讓他們讀到這封信。如果信裡的一些內容能使他們有機會做出回應並重提有關伊萬的討論，我將非常高興。對於塔科夫斯基而言，真正的褒獎並不是金獅獎，而是電影能在那些反對戰爭、爭取自由的人當中引發起討論的興趣。


僅致我全部的友誼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