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朔爾的審訊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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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17日，索菲接受德國秘密警察頭目莫爾第一次審訊
莫爾：「索菲婭·瑪格達萊娜·朔爾，來自烏爾姆，1921年9月5日生於福希騰堡，信仰新教。父親叫什麼名字？」
索菲：「羅伯特·朔爾，以前是福希騰堡區的區長。」
莫爾：「保育員畢業？」
索菲：「是的。」
莫爾：「第二個常住地是慕尼黑23區弗朗茨·約瑟夫大街13號施密特的一座帶花園的房子？」
索菲：「是的。」
莫爾：「被判過刑？」
索菲：「沒有。」
莫爾：「根據大學主管所言，是你把傳單從欄杆處撒了下去？」
索菲：「大理石欄杆上到處都有。我走過時推了一把。」
莫爾：「為什麼？」
索菲：「出於愛玩的天性。但我立即知錯了，我意識到把那些紙推下樓是一個錯誤的行為。我後悔了，但是改變不了事實。」
莫爾：「朔爾小姐，你在大學裡所撒下的傳單乃是屬於戰爭特別處罰規定的範疇。你要不要查對一下什麼是叛逆罪和包庇敵人罪？」
索菲：「我與此無關。」
莫爾：「牢房、監獄或者死刑。」
索菲：「我真的沒做什麼！」
莫爾點燃一枝煙，「要吸菸嗎？」
索菲：「不用，謝謝！」
莫爾：「但是你吸菸的吧？」
索菲：「偶爾。」她有些緊張，手放在雙腿上來回摩挲。
莫爾放下香菸，把兩沓傳單放在皮箱上進行比對，說道：「大小正合適。」
索菲：「湊巧罷了。」
莫爾：「為什麼你要拿著一個空箱子去大學？」
索菲：「我要回家，回烏爾姆，所以得去拿些衣服。那是我上週帶給母親的衣服。」
莫爾：「帶去烏爾姆？那麼遠？在一週的中間時刻？」
索菲：「是的。」
莫爾：「僅僅是為了送幾件衣服？」
索菲：「不，也為了看看我的朋友和她初生的嬰兒。另外，我母親病了。」
莫爾：「但你為什麼要在一個星期的中間時候回去？這可是上課時間，這太倉促了！」
索菲：「因為我的朋友比原計劃提前去漢堡。所以我也把週末的旅行給提前了。我本想趕12：48的快班火車，我還我和姐姐的男友約好了在霍爾茨辛基火車站見面，你不信可以問問他。」
莫爾：「他叫什麼名字？」
索菲：「奧托·艾歇爾。他坐從索恩過來的車，11點半到達慕尼黑。」
莫爾；「艾歇爾的拼音是『E』嗎？」
索菲：「不，是『a-i』。」
莫爾：「你沒有帶髒衣服去烏爾姆嗎？」
索菲：「沒有。小件衣服我自己手洗，大件的還沒有清洗。」
莫爾：「你其實沒有必要帶乾淨衣服。你想一口氣向我說明你得額外多帶一個空箱子來裝乾淨衣服？」
索菲：「我得考慮到下一週，那時我在烏爾姆。」
莫爾：「你在大學裡幹了什麼？你要去烏爾姆哪個地方？」
索菲：「我和一個女性朋友約好了，她叫吉澤拉·舍特林。我們約好今天12點在英國公園的湖畔小屋共進午餐。」
莫爾：「儘管你要回烏爾姆？」
索菲：「我昨晚才臨時改變決定，所以今天要去上學跟吉澤拉告別。」
這時門外的工作人員遞給莫爾一份資料，並把桌上的箱子與兩沓傳單抱走了。索菲雙手攥在一起，神情不安。
莫爾：「為什麼你的哥哥會和你一起去學校？而你只不過是想和舍特林做短短的告別。」
索菲：「我們經常一起去學校。漢斯是要去神經科。」
莫爾：「主管說你們11點的時候出現在二樓的樓道里。你們去那兒幹嘛？」
索菲：「那是我們在去見吉澤拉的路上。她正在胡伯教授關於哲學入門的課堂上。」
莫爾：「但上課的地方是在一樓。」
索菲：「是的，我們早到了10分鐘。我就指著心理研究所給哥哥看。那是我經常上課的地方，在第二層。」
莫爾：「那些傳單在哪裡？」
索菲：「我看到地上到處都是紙張，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東西的話。」
莫爾：「沒有看嗎？」
索菲：「看了，不過只是快速瀏覽一下。我的哥哥還開了一個玩笑。」
莫爾：「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關於浪費紙張的。他跟我一樣，不問政治。」
莫爾：「最近在德國國家博物館裡女大學生的暴動，省黨部領導的演講，你也都參加了？」
索菲：「沒有。」
莫爾：「出席是一種義務。」
索菲：「我不關心一切政治。」
莫爾：「你怎麼看待幾天前，黨部領導在國家博物館所說的女生們更應該為領導們生孩子，而不是在學校里閒蕩，甚至當他不那麼好聽地允諾要把她們分派給自己的副官？」
索菲：「這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莫爾：「你在學校裡的狀況讓你很有嫌疑性，我建議你馬上毫無保留地說出事實真相。」
索菲：「我要爭辯我與傳單一點微末的關係都沒有。除了那個愚蠢的玩笑。我理解，你們會一直保留對我們的懷疑，直到真正的嫌疑犯被抓。但我的哥哥和我真的與此無關。」
莫爾：「你是不是認為在這次調查中我們歪曲了你的思想信念？」
索菲：「我對你已是開誠佈公的。」
莫爾起身出門，瞬即折返，說道：「朔爾小姐，我們的同事在你的箱子裡找不到傳單的影子，你的哥哥在審訊中也證實了你說的話。你輕鬆些了？」
索菲：「我沒有什麼擔憂。」
莫爾提起電話讓記錄員進來，隨後向索菲說：「我現在口述一份記錄，你聽仔細了，如果跟你所言不符的話，請打斷我。你聽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朔爾小姐？」
索菲：「明白了。」
莫爾：「然後你將被帶往後面的監獄暫時關押，但是，那之後，也許你今晚仍能回烏爾姆。」
莫爾轉身問記錄員是否記錄好，念白略去……索菲沒有異議，然後被帶往監獄。

次日，由於證據不足，索菲被初步判定無罪釋放。她暗自慶幸，長舒一口氣。正當索菲準備在離院單上簽字的當口，電話鈴響了，是莫爾打來的。洛赫接完電話，不再讓索菲簽字，而是再次帶她來到審訊室，顯然莫爾又掌握了新的證據。

2月18日，第二次審訊
莫爾：「你可以脫掉你的大衣了，坐下吧！」
莫爾手持索菲的離院證，看了看對面這位文靜的女孩。然後將離院證放進資料夾，開始發問。
莫爾：「你父親去年坐了6個月牢，因為他稱我們的首領是『人類上帝的人質』。」
索菲：「他因其『陰險』被捕，並被剝奪了工作。」
莫爾：「我在想你父親是如何承認的。你曾經是德國女青年團的成員？」
索菲：「我們的父親從來沒有影響到我們的政治思想。」
莫爾：「哼哼！典型的民主！你為什麼參加德國女青年團？」
索菲：「因為我聽說希特勒把我們的國家帶向強大、幸福和安康。關心每個人都有工作和麵包。每個人都是自由和幸運的子民。」
莫爾：「你是單身的嗎？」
索菲：「我訂婚了。和弗里茨·哈特納格爾。他是前線的上尉。」
莫爾：「在史達林格勒？」
索菲：「是的。」
莫爾：「你最後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索菲：「半年以前。」
莫爾放下菸蒂，猛地將檯燈照向索菲，後者下意識地閉上眼睛，爾後緩緩睜開。莫爾突然從公文包里取出一枝白朗寧手槍，屋裡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莫爾：「認識這個嗎？」
索菲：「我哥哥有一枝。他是國防軍的中士。」
莫爾：「如何解釋他抽屜里有190枚子彈？直徑9毫米。」
索菲：「那也是我哥哥的。」
莫爾：「你最後一次買郵票是什麼時候？」
索菲：「大概兩個禮拜前。」
莫爾：「哪裡買的？買了多少？」
索菲：「在利奧波德大街23號的郵局。10張12分的，也可能是5張6分的。我記不清了。」
莫爾：「沒有更多了？」
索菲：「沒有了。」
莫爾從包里又拿出一疊郵票。
莫爾：「認識這些郵票嗎？」
索菲：「不認識。」
莫爾：「真不認識？」
索菲：「真不認識。」
莫爾：「我們在你哥哥房間裡找到的。為什麼你沒有告訴我們？他用這麼多郵票來進行大量印刷品的寄發。」
索菲：「你問的是我最後一次是在哪裡買的。」
莫爾突然聲調提高到了80分貝：「無恥！你們當中究竟是誰想拿這些郵票去幹嘛？郵寄那麼多印刷品幹嘛？」
索菲：「向親朋好友表達祝福，我們寫了很多。」
莫爾：「那麼你知道這些郵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測而已。你是從我哥哥那裡搜到的，不是從我這裡。」
這時蓋世太保警察進來了，雙手抱胸，站在門邊。
莫爾：「你有一台打字機？」
索菲：「在我哥哥的房間裡。那是我們房東太太的。她把它借給我們，我哥哥就可以用來列印東西了。」
莫爾：「列印什麼東西？」
索菲：「關於哲學和神學問題的論文。」
莫爾從包里取出宣傳單頁：「不是這些傳單？」
索菲：「不是。」
莫爾：「也許是這樣的哲學和神學問題吧：『希特勒不會贏得戰爭，只會拖延戰事。』或者是『罪行不會為德國贏得戰爭勝利。』又或者『未來的德國會變得封建。言論的自由，認識的自由』。」
索菲：「這不是漢斯寫的。」
莫爾：「你寫的？」
索菲：「不是。」
莫爾：「但是你相信這樣的一種社會秩序。」
索菲：「我不關心政治。」
莫爾拍案而起：「不管怎麼樣，根據字體比較，這些誹謗書出自你們屋裡的打字機，並從月初開始寄給了很多奧古斯堡和慕尼黑的居民。」
索菲：「我不知道這事。」
莫爾：「坐著！你給我注意。」
說完，逕自出門去了。不一會兒，又進來了。手裡拿著另一份證據。
莫爾：「你哥哥想把這份誹謗書銷毀的時候你也在場。認識這張紙嗎？」
索菲：「不認識。」
莫爾：「把它唸出來，在你說錯話之前。」
索菲照著念：「20萬同胞為了一個軍事偽君子的面子犧牲了。」
莫爾：「這話讓你聯想到什麼？想到在其他6種傳單上演奏的音樂？那麼這手寫體呢？」
索菲：「不認識！」
莫爾再次咆哮起來：「夠了！誹謗者傳單的發起者是一個叫克里斯多福·普羅布斯特的人——你們一位來自因斯布魯克的朋友。我們在你們那兒找到他的來信。這種字跡確認無疑。普羅布斯特也是被首領仁慈關懷的一名醫學學生。自家人，應該對故鄉的每一寸土地心存愛戀！作為享有特權的人，卻不斷宣揚家醜，而其他人卻戰死在前線。除了你的哥哥和克里斯多福·普羅布斯特還有誰參與這份傳單？」
索菲：「你不要惡意詆毀！」
莫爾：「你對我隱瞞你們屋子裡存在的證據，儘管你知道完整的事實真相！」
索菲：「我只承認我知道的東西！」
莫爾：「你想聽聽你哥哥是怎麼說的嗎？就在他像你一樣拐彎抹角說完話之後。『在我終於意識到，面對東方戰線的失敗和英美軍事力量的強大，我們國家的軍隊已不可能把勝利引向我們這邊。我經過許多痛苦的思考之後，終於承認只有一種辦法才能減少無謂的犧牲和避免統治歐洲的想法。那就是縮短戰爭。另一方面對我而言，對待那些被我們佔領的地區和人民來說是一種夢魘。」
索菲：「這只不過是一種政治解釋，絲毫沒有責備之意。」
莫爾：「這是對武裝力量的敗壞和極大洩密！」
索菲：「我仍然不相信這是我哥哥說的話。」
莫爾：「啊，你也覺得這裡面有說錯的地方是嗎？」
索菲：「除非我哥哥當著我的面說，否則我不相信我哥哥會說這些話。」
莫爾：「繪畫師艾克邁爾跟你說過些什麼嗎？」
索菲：「是的。艾克邁爾幾個月都在克拉科夫干建築。他給了我們一把鑰匙，可以進出他的畫室，向我們的朋友展示他的作品。」
莫爾：「複印機上留有指紋證實是你哥哥的。他已經全招了。他讓人記錄下來，全都是他一人所為。擬定六種傳單複印和派發。那他一個人得一夜之間在慕尼黑發出5000份傳單。你肯定和他在一起。今天上午你也肯定和他一起在學校樓台上。難道你還要告訴我們你對此一無所知？難道你認為這些傳單是無害的紙張？承認吧！是你和你哥哥製造和派發這些傳單的！」
索菲：「是的！我為此感到驕傲！現在我哥哥和我會被怎麼樣？」
莫爾：「你早該考慮到後果了，朔爾小姐！」
索菲：「我們的家庭會受到牽連嗎？」
莫爾：「這另當別論！」
索菲：「我要去廁所。」
莫爾：「現在不行。是誰寫了這些傳單？」
索菲：「我！」
莫爾：「你又撒謊了！朔爾小姐。我們幾周前就派專人跟蹤研究，結論是寫傳單的人極有可能是個男的，學文科，是你哥哥寫的！誰拿這些誹謗書去寄的？」
索菲：「我哥哥和我。對不起，我真的得去趟廁所。」
莫爾拿起話筒，讓警察頭目洛赫進來，令其帶索菲前去廁所。在洗手池前，索菲強忍悲痛，沒有哭出聲來。門外傳來洛赫的催促聲，她望著鏡子裡的自己，暗暗下定了決心。
莫爾：「這是什麼意思？『希特勒的失敗』、『自由』？在慕尼黑大學、路德維希大街上的「」標誌被劃掉。還有在瑪麗安廣場和高豐格大道上也一樣。」
索菲：「是哥哥和我乾的。」
莫爾：「你哥哥在學校里被抓時曾經說到：『快回家去，告訴亞力克斯，他不用等我了。』舍特林正好就站在附近。這是告訴施莫爾逃走的暗示嗎？」
索菲：「漢斯和施莫爾有約，他不想讓他徒勞地等他。」
莫爾：「你跟施莫爾談論過這個計劃嗎？」
索菲：「沒有。」
莫爾：「跟格拉夫呢？」
索菲：「也沒有。」
莫爾：「你為什麼總是要撒謊，朔爾小姐？」
索菲：「我沒有撒謊。」
莫爾站起身，拉開窗簾，這時已經是次日清晨了。
莫爾；「這是，是你今天的供詞，請簽名！」
索菲無奈之下依從了……莫爾讓洛赫把索菲帶走。

2月19日，第三次審訊
莫爾：「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泯滅的良知。『白玫瑰』組織讓你們不得安寧。誰是『我們』？」
索菲：「我哥哥這樣寫的。」
莫爾：「在第４頁傳單最後寫著『請將此單複印並廣泛傳播』。最後這裡號召反抗運動。這聽起來不像隻有一兩個罪犯。」
索菲：「我們沒有組織。」
莫爾：「關於維利·格拉夫你知道多少？」
索菲：「中士，和我哥哥一樣是學醫的，偶爾會來看我們。」
莫爾：「據我們所知，他也在畫室裡幫忙複印傳單。我們發現了他的指紋。」
索菲：「但他完全是另一個時間到畫室來的。」
莫爾：「什麼時候？」
索菲：「元月中旬，當我們向朋友們介紹艾克邁爾的作品時。所以可能有其他人的指紋留在上面。」
莫爾：「還有誰也在？施莫爾？」
索菲：「可能吧，我不知道。我只是開始的時候呆了一會兒，後來去聽音樂會了。」
莫爾：「普羅布斯特是不是負責在薩爾茨堡和和林茨的傳單？」
索菲：「不是，漢斯沒有告訴他，因為他有妻子和三個孩子。」
莫爾勃然大怒：「我要你他媽的給我說出事實真相！我期待你現在終於可以給我說出實施者和操縱者！格拉夫？安內利澤？」
索菲：「我一共才見了他們8到10次。」
莫爾：「都談了些什麼？」
索菲：「關於文學和科學。我認為格拉夫完全與政治無關。」
莫爾：「與政治無關但向他透露過計劃？」
索菲：「我聲明，格拉夫與我們的傳單毫無瓜葛。」
莫爾：「舍特林呢？」
索菲：「我跟吉澤拉經常見面。自從我們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學，我認識她是在青年義務勞動軍里。」
莫爾：「那我們的帝國將充斥著非政治人士和運動的擁護者。」
索菲：「那對你來說也會是最好的秩序，莫爾先生。」
莫爾轉身在文件櫃裡取出一沓卷宗。
莫爾：「根據我們的確認，所謂的『白玫瑰』組織僅在元月份就弄到了1萬張紙和2000個信封。這是誰幹的？」
索菲：「哥哥和我。」
莫爾：「這似乎讓人相信，因為最初的4頁傳單只印了100多份。但你還是不肯跟我說明你哥哥和你能夠單獨將第5、6份傳單印了千餘份。還能拿去郵寄。」
索菲：「我們沒日沒夜地工作。」
莫爾：「佩服！除了你有記錄可查的課程之外？」
索菲：「是的，我們要揭穿表象，我們的反抗有廣泛的基礎。」
莫爾：「我們知道，你哥哥格拉夫，施莫爾，還有富特文勒，維滕斯坦曾經一起到過前線是嗎？他們都在慕尼黑讀大學。你們之間難道不會有什麼政治意見的交流嗎？」
索菲：「我哥哥對我說起人民死亡的悲痛，但不論及他的朋友。」
莫爾：「這我可不相信，朔爾小姐。」
索菲：「現在大家都很注意對政治意見的表達。」
莫爾：「人們怎麼看待你們發傳單的行為？你們從哪裡得來的地址？」
索菲：「從國家博物館裡的電話本上抄下來的。」
莫爾：「看一下斯圖加特：1月27日及次日上午，在那裡通過郵局發出了700份傳單。與此同時，在這裡———慕尼黑，派出了約2000份傳單，這不可能是你哥哥一個人幹的，2000份吶！」
索菲：「27號晚上是我坐快車去斯圖加特的，傳單就在我的箱子裡，等我到了之後，我把約一半的傳單塞進火車站旁的郵箱裡，剩下的在第二天派到郊外。」
莫爾：「但是1月28號一天裡你哥哥不可能將2000份傳單放到慕尼黑各個電話亭和電話本里。還有其他地方，誰在幫助他？」
索菲：「我當時不在慕尼黑。」
莫爾：「誰在支持你們派發傳單的行動？」
索菲：「我父親每月給我150個帝國馬克。我哥哥有軍費補貼。」
莫爾：「你們兩個人就靠這點錢生活、印傳單和郵寄？每次你回烏爾姆單趟車費都要15個帝國馬克。」
索菲：「我們會向朋友借錢。」
莫爾：「誰借給你們錢？」
索菲拒絕回答。
莫爾不再追問，拿起記錄本：「在左邊一頁的上面，有字母『E』表示單詞『收入』，資金後面注的名字表明是誰借錢給你們。」
索菲：「是的。」
莫爾：「下面還有你未婚夫的名字。他也是參與者之一？」
索菲：「他不是！我們每次借錢都是有理由的。不信你可以問問他們每一個人。我哥哥和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莫爾：「你沒有考慮到後果。如果你和你哥哥把什麼都承擔下來……我們知道所有人的名字！你最好想想吧，朔爾小姐，最好跟我們合作。那可以減輕對你們的判罰。想想你們可憐的父母和你們所帶給他們的恥辱吧！」索菲：「莫爾先生，你指責我們犯了泄密罪，現在又要我出賣所謂的同犯來使得自己好過一點嗎？」
莫爾：「揭發犯罪行為不能算是泄密。」
索菲：「但我哥哥的朋友們與此無關。」
莫爾又把洛赫叫進來，令其帶走索菲。

2月20日，第四次審訊
莫爾給索菲泡上一杯咖啡。
索菲輕啜一口：「這是正宗的咖啡豆。」
莫爾：「朔爾小姐，德意志的幸福也涉及到你對嗎？」
索菲：「是的。」
莫爾：「你不像那個埃澤爾一樣卑鄙地在慕尼黑釀酒廠地窖里製造爆炸，你雖用了一些錯誤的謠言，但卻以和平的方式鬥爭。」
索菲：「那你為什麼還要懲罰我們？」
莫爾：「因為法律是這樣規定的，沒有法律就沒有秩序！」
索菲：「你所引用的法律在1933年權力被篡奪之前還能保護自由的言論，但現在希特勒統治之下，自由言論導致牢獄甚至死亡之災，這與秩序何關？」
莫爾：「如果人們不遵循法律那應該遵循什麼？同樣的，誰來赦免？」
索菲：「遵循良知。」
莫爾輕蔑地回應：「是這樣。」隨即拿起法典和索菲的記錄本，「這是法律，這是人。我作為偵探需要檢查兩邊是否全等？如果不是的話，必須找出哪裡出錯了。」
索菲：「法律是會變的。而良知不會。」
莫爾：「那如果每個人都自行決定其良知正確與否會怎麼樣呢？特別是當罪犯想要推翻首領的時候，又會怎樣？這必然是一場罪惡的混亂，所謂的自由思想、聯邦主義、民主？我們曾經擁有這一切，我們也已經知道了這會給我們帶來什麼。」
索菲：「沒有希特勒及其政黨人們最終也會擁有權利和秩序。法律保護是讓每個人免於專制而非為了隨大流。」
莫爾：「專制，隨大流者？你怎麼可以如此輕蔑地談論？」
索菲：「是你在輕蔑我們。當你因為一紙傳單把我哥哥和我稱為罪犯，雖然我們什麼都沒做，只是試圖用言論說服別人。」
莫爾：「正因為你和那群人不知廉恥地享用著特權，你們才得以花我們的錢在戰爭期間繼續讀書。而我在那該死的民主時代只學會了做裁縫。是什麼讓我今天成為警察？是佔領了普法爾茨的法軍，而不是德國的民主！如果運動沒有爆發的話，我至今還只是待在皮爾馬森斯的一介鄉村衛士。《凡爾賽條約》的恥辱記錄、通貨膨脹、失業率、經濟危機都是由我們的首領希特勒解決的。」
索菲：「讓更多的人徒勞地送命！」
莫爾：「這是英雄之戰！你拿到的食品配給票和我們是一樣的，和那些你鄙視的戰鬥著的人們一樣，你拿到的和我們還要多，還要好！你完全沒有必要這樣，你為什麼會有牢騷呢？我們的首領和德意志民族在保護你！」
索菲：「或者留在這維特斯巴赫的宮殿裡，或者我的家庭受到株連？」
莫爾：「我們的士兵是在解放歐洲，使其擺脫富豪統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建立一個更強大更自由的德國，避免再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我告訴你！」
索菲：「當不久以後這場戰爭結束，德國又重新進軍另一個陌生的國家，那裡的人民就會指著我們說，我們毫無反抗地忍受著希特勒。」
莫爾：「當我們獲得了所有戰爭的勝利，流血犧牲後終於換回了德國的幸福和自由，就像你當初在女子青年團所夢想的那樣，你又會怎麼說？」
索菲：「這樣的信仰會在希特勒的德國消失的。」
莫爾：「如果我說的成真了呢？你是天主教徒？」
索菲：「是的！」
莫爾：「教堂也要求你們要堅定信仰，哪怕是你出現了懷疑。」
索菲：「但在教堂里，人人都是自願的。而希特勒和納粹份子剝奪人的其他選擇。」
莫爾：「為什麼你年紀輕輕就有這樣的想法且甘願冒險呢？」
索菲：「因為我有良知。」
莫爾：「我不能理解，以你的天賦和智商竟然不能思考和感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忠誠、幸福』，有道義、有責任的國家政體就是我們的思想意識！」
索菲：「難道納粹假借自由和忠誠的名義在整個歐洲造成的可怕的流血犧牲還沒有讓你睜開自己的眼睛嗎？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豐時去除他的權力同時建立一個新的歐洲，那麼德國的名義就會一直蒙受恥辱。」
莫爾：「新的歐洲只能是納粹的。」
索菲：「當你們的首領精神錯亂的時候是嗎？你只需想想種族歧視就夠了！在我們烏爾姆，以前有一位猶太教師，被抓到衝鋒隊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過並遵守命令朝他臉上吐口水，當晚他就消失了，就像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上千人一樣。據說他被送往東部進行義務勞動。」
莫爾：「你相信這樣的胡說嗎？他們是自己遷移走了。」
索菲：「來自東部的士兵都說他們是消失了，希特勒是想讓整個歐洲的猶太人滅亡，這種癲狂的想法他20年前就有了。你怎麼會相信猶太人是與我們不一樣的人呢？」
莫爾：「這種分類只是為我們帶來了不幸，但是你屬於瘋狂的，少不更事的青年，因為錯誤的教育，可能我們也有責任。如果是我會用別的方法教育像你這樣的女孩。」
索菲：「你信不信？我非常地震驚當我得知納粹份子竟用毒氣和毒藥來消滅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我母親的朋友們曾向我說過，那些孩子是怎樣被護養院的護士送上貨車的。其他的孩子問，『車子開往什麼地方？』護士回答說，『車子開往天堂。』然後餘下的孩子們唱著歌登上汽車。你認為，我受了錯誤的教育是因為感受了這些人的緣故嗎？」
莫爾：「那是毫無生活意義的人生。你也學過護理，你肯定也碰到過精神病人。」
索菲：「是的，所以我更加確定，無論什麼情況，沒有人有權對此進行判斷，只有上帝才有這權力。沒有人知道一個精神病人的靈魂是怎樣的。沒有人知道，痛苦中會形成怎樣神秘與內在的成熟。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
莫爾：「你必須得適應，因為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你所說的與現實無關。」
索菲：「我所說的當然與現實相關。與道義、道德和上帝有關。」
莫爾猛地起身：「根本沒有上帝！」說著走向窗邊，沉吟片刻，「你看這樣行不行？你只是很信任你的哥哥，認為他所做的都是對的，但是你自己只是參與而已。難道我們不可能這樣來寫記錄嗎？」
索菲：「不用了，莫爾先生，這與事實不符。」
莫爾：「聽著，我有一個兒子，年齡比你小一點，他有時腦子裡也會出現荒唐的念頭，但現在他去了東方的前線。因為他意識到了這乃是他的責任。」
索菲：「你仍然相信最後的勝利嗎，莫爾先生？」
莫爾：「朔爾小姐，人一旦把什麼都考慮清楚了就不會再著迷於他處事的過程了。這關乎你們的性命！這裡，我為你的記錄想了以下內容：『經過談話後形成的看法是：你與你哥哥共同的行為在這一戰爭階段被視為反國家，尤其是反前線苦戰的軍團的罪行。應處以最嚴厲的判決。』？」
索菲：「不，從我的觀點出發不對。」
莫爾：「承擔錯誤並不意味著出賣你的哥哥。」
索菲：「主意很好，但如果重來，我還會選擇這樣。因為不是我，而是你有著錯誤的世界觀。我還是之前的觀點，我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我不會後悔，我也會承擔所造成的一切後果。」
莫爾無可奈何，「記錄員進來記錄口供。告訴領導，我們這裡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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