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書》：非好萊塢式的好萊塢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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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暴力、愛情是當代電影不可或缺的敘事要素。即使是在以強調文藝性和思想性著稱的歐洲電影中，這些要素的顯現也絲毫不亞於好萊塢的濫套表演。但歐洲電影畢竟還能透析表象，深入內裡，顛覆其既定意義，翻出別樣的新意。保羅•范霍文回到荷蘭後執導的第一部影片《黑皮書》就是這樣一部攜帶著好萊塢電影元素，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顛覆的作品。至於顛覆的實際結果，也許並不那麼盡隨人意吧。
這是一個關於二戰的故事，關鍵詞是戰爭、愛情、人性以及灰色。二戰的話題實在太過沉重，無論是從宏觀視角俯瞰歷史（如《攻克柏林》、《虎虎虎》、《最長的一日》），還是從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反觀現實（如《美麗人生》、《兵臨城下》、《鋼琴家》），所得出的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結果都不可能沖淡整體上宏大的悲劇氣氛，人們始終都無法忽視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戰爭所帶來的深重傷害——尤其是對整個人類的精神世界的摧殘——它迫使我們不斷進行反思，思考戰爭的起源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誕生的種種令人戰慄的暴行，究竟怎樣發生。這使得二戰題材的電影在敘事的同時必須負載起道德審問與價值追問的重任。在《黑皮書》中，這種探問走得更遠。電影講述了一個猶太籍女子瑞切爾在納粹迫害下從逃亡到反抗的歷程。因為父母兄弟被納粹殘忍地殺害，本來不過是想在亂世中找個避難所的弱女子毅然加入了荷蘭地下抵抗組織，並在組織的授意下打入德軍內部，成為德軍上尉蒙茨的情婦。但組織內部一再出現叛徒，使得幾乎所有的行動都一一失敗，瑞切爾不僅暴露了身份，還被陰險的納粹構陷，成為盡人皆知的「叛徒」。但在納粹內部的朋友的幫助下，她與蒙茨逃出了監獄，躲避到了戰爭結束。但瑞切爾唸唸不忘為親人報仇，為自己洗去冤屈，於是在勝利後和蒙茨一同返回荷蘭追查元兇，團團迷霧中進行著驚心動魄的調查。但不久，蒙茨就不幸被捕死在了德國人的槍口下，瑞切爾也被掛上賣國賊的名字遭到百般凌辱。正在這個時刻，前抵抗組織的頭目漢斯出現了，他救下了無助的瑞切爾，但萬萬令人無法想像的是，就是這個被讚譽為民族英雄的人正是那個叛徒。他為了錢財害死了包括瑞切爾的父母在內的猶太人，也設計毒殺了幾乎所有的抵抗組織成員，憤怒的瑞切爾憑藉超人的勇氣和膽識最終剷除了這個惡魔。影片的最後，瑞切爾和那位失去兒子的老人並坐在河岸上，身後的靈車上叛徒的掙扎漸趨消失，鏡頭慢慢拉遠，四週一片寧靜，灰白的天空像是要包裹住一切。這時，所有的語言都成為多餘，我們像是聽到了主人公的心河緩緩流淌，如泣如訴，夾雜著憂傷、無奈，不知要流向哪裡。
    這是一部融驚險、刺激、懸疑於一體的故事，其中的很多元素在好萊塢電影中並不鮮見，一位好萊塢導演對此儘可肆意發揮想像，造出與本片前半部完全相同的效果來，但他們最惡俗也是最不可避免的就是還要塑造出個無所不能的民族英雄出來，並一定要在結局時讓英雄和他或她的情人在漫天火光之中幸福而擁。相比之下，保羅•范霍文的後半部才是《黑皮書》最精彩、最打動人的部份。從瑞切爾與蒙茨的相戀開始，影片就把觸角伸到了一片灰色區域：敵我雙方和解甚至交融的可能性。但導演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有些太過粗糙，沒有醞釀出一段充分的劇情讓觀眾來確認二人的戀情，彷彿只是出於簡單的慾望才使得蒙茨不殺瑞切爾，甚至還和她一起出逃，患難與共。難道僅僅因為性或者愛情（如果導演這樣希望的話），一個曾經雙手沾滿鮮血的納粹分子就可以迅速蛻變為一位人道主義者嗎？更讓人吃驚的是，蒙茨第一次與瑞切爾發生關係時就發現她是個猶太人，但他居然能毫不介意，糊里糊塗地與她相處下去，直到發現她是地下組織成員才又把這件事提出來，但他已舉起的手槍馬上又被瑞切爾的嬌嗔輕輕打到了一旁。這不禁讓人回憶起《辛德勒的名單》中那個惡魔納粹軍官對一個猶太女孩的迷戀，他明明知道她是猶太人，是劣等民族，但卻不能抑制自己想與她在一起的慾望，但最後還是讓殘忍的納粹主義佔了上風，把那個女孩送去了集中營。相比之下，《黑皮書》的這種灰色區域內的戀情遇到了小得多的個人阻力，蒙茨身上的納粹色彩也被淡化了很多，顯然太過理想化了。我不憚妄自猜測，是不是導演去國二十年，已然在潛意識中接受了美國電影的愛情至上主義的信條呢？瑞切爾和蒙茨之間可疑的戀情是本片中最大的敗筆，但假如他們不相戀，情節就難以為繼，恐怕這也是導演面對的兩難問題吧。
    影片涉及的第二個灰色區域就是，敵我陣營是否真的黑白分明？戰後歡慶勝利的人們一面載歌載舞，一面還忘不了懲戒那些叛國者。但懲戒並不是依照法律條文進行的正義程序，竟然只能淪落到純粹的人格侮辱：剪去他們的頭髮，剝光他們的衣服，往他們身上潑灑大糞！這種懲戒堪比納粹的極端暴行，是對人格、人性的最大玷污！導演在這裡也充滿厭惡地塑造出一幫醉鬼、兵痞、妓女，讓他們來實行對瑞切爾的侮辱。但這種侮辱難道僅僅只是那些粗俗無知的人群所能做出來的嗎？那些普通的市民，在戰爭中飽受創傷的人們呢？他們不也在心裡痛恨詛咒叛徒嗎？如果有機會，普通人是不是也會變得殘忍起來？導演故意把這種可能性避讓過去了，只重在表現瑞切爾所承受的一切，並讓施暴者生就一副令人作嘔的嘴臉，從形象而非道德的角度敘述了這一問題，從直觀上避免了觀眾的疑問。在這裡，導演故意消解了人性的陰暗，把更多的空間留給了單純的敘事，缺少深刻的發掘與責問。敘事的節奏和角度不允許他在這個問題上多做停留，深度探尋的可能性也就被消解於無形了。
    影片最精華的部份，也是灰色度數最濃的部份，就是叛徒的真面目被揭露的時刻。叛徒不單單是那個道貌岸然的律師，竟然還有漢斯——抵抗組織的領導者，他的貪婪使他背叛了祖國和人民，親手把戰友們引入死地。就是這個最大的反派，在獲得沾滿猶太人鮮血與怨恨的金銀後，居然還獲得了人民的歡呼和擁戴，這一絕妙的諷刺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影片在道德審問上的不足。漢斯的前後大翻轉實際表達了導演一直試圖在說明的問題：道德的不確定性。誰是絕對的正義，誰是極端的邪惡？在意識形態的大帽子底下，個人那微弱的聲音是不是可以形成對這一問題的反詰？納粹分子或者由愛情或者由良心，是否可以走上人道主義的道路？普通人因為憎惡邪惡是否就可以突破人之為人的道德底線，從而造成事實上的犯罪？更有那些所謂的正義衛士，難道就沒有一點個人私慾，沒有走上歧途的可能？保羅•范霍文在短短的一部電影中想表達的太多太多了，以致於不得不忽略很多細節上的追問。這種一刻都不能滯留的敘述節奏帶給觀眾震撼和快感的同時，也缺少了可供細細推敲的持久性。
    隨著電影市場的持續國際化，帶有較為濃郁的地方色彩的各國電影很容易就被打上了文藝片的烙印，而適合大眾口味的所謂國際化電影必須具備那些能迅速吸引眼球的東西，它要以一種低姿態去迎合大眾的口味，太過深刻或者太過自我的電影往往都得不到認可。保羅•范霍文雖然以二十年來磨一劍，但他似乎也不能不顧及到廣闊的國際市場。所以，《黑皮書》中裹挾的好萊塢敘事要素已然從噱頭向本體開始轉化，這的確是一種在無形體制下的被規訓的過程，在這背後顯現出的形象，恐怕不僅僅是財大氣粗、頤指氣使的好萊塢電影資本家，更有被好萊塢電影所馴化出的一代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