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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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愛你，我說，留下來。我幾乎要說：佔有我，你卻說走吧。」
                       ——特呂弗《朱爾與吉姆》

「吻你愛人的時候，槍不要離手。」
                       ——68法國學運的宣傳口號

「Where is the father？」
                       ——特呂弗《四百擊》


    一場頑固的革命，就好像瘋狂地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女人。
    1871年9月，一個眼神迷離、桀驁不遜的瘦弱青年漫無目的的遊蕩在巴黎。公社剛剛失敗的壓抑氣氛籠罩在巴黎的上空。這個青年背著一堆詩稿和幾十個蘇，踏著尚未風乾的血跡，拜訪了剛剛結束放蕩生活並步入美滿婚姻的大詩人魏爾倫。他向魏爾倫一首接一首朗讀自己輝煌的作品，講述自己幾個月前在公社與不同的男社員的雞姦生活。兩人在酒館喝得爛醉如泥，辱罵所有裝逼作家，頌揚革命，為公社的遇難者舉杯。兩年後，魏爾倫向這個天才青年瘋狂的開了一槍，凝結著痛苦的愛的子彈射入了青年人枯瘦的手掌。十八年後，這位青年流浪到非洲沙漠的盡頭，悽苦而瀟灑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名字就叫阿爾蒂爾•蘭波——之後一個世紀的時間足以證明，這個詩歌「通靈者」實現了他兒時的語言：「發明了母音的顏色。」在王以培先生的譯本中，我們最能看到詩人當年面對革命的失敗是何等憤怒：
    「仰望蒼天，——對我們來說天太小了，/我們將熾熱而爆裂，我們將雙膝下跪！/仰望蒼天，——我回到了人群之中，/回到恐怖而偉大的賤民當中，他們在骯髒的大街上推動著你們那些老式大炮：/當我們死去，我們會將大街清掃乾淨！/如果面對我們的吶喊與復仇，/老國王的金爪牙膽敢在法蘭西/調集他們那些張牙舞爪的軍隊，/那好吧，你們都到齊了？——媽的，對準這群狗，開炮！」
    革命如果只是一時的狂熱，那叫不負責任；革命如果是一輩子的狂熱，那叫精神病；在一時的狂熱之後，將革命精神融入一輩子的隱忍與妥協、反叛與抗爭、擔當與堅持之中，才是真正偉大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爺們兒。
    就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的第九十七個年頭，公社奇蹟般地在一夜之間復活了。1968年的狂熱已然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早已成為一個深刻的政治與文化概念浸入了其後的社會演進與思想書寫之中。坊間出版的各種有關68的書籍里，尤以《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一書最為精彩。兩位作者每天位於風暴的中心，他們在第一時間進行的關於運動進展的報導與分析，現場感極強，文辭激揚，又極具深度，讓讀者身臨其境。既然是「革命」，首先展現給我們的就是每一個狂熱的細節。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中看到貧窮的學生對富人階層是如何不滿，對機器化的教育體制是如何無法忍受；我們可以看到一旦狂熱到來，「滿滿一個銀河系的詩人」是如何誕生；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面對現代性異化的一面是如何進行的反抗——當然是在狂熱的大環境下，這種反抗面對高度精細分工的現代物質生產體制又是何等的軟弱無力，等等等等。現代社會碎片化的個體一朝成了「主人翁」，卻發現自己成就任何事情的能力都沒有。而「一旦國民議會變成八卦的地方，所有八卦的地方就變成國民議會」。如果說1871年的公社敗於外部敵對勢力的鎮壓，那麼誕生於現代理性社會的1968公社則註定是內部份崩離析的宿命。「真理是一出讓人笑不出來的深刻喜劇，因為它和歷史中的悲劇只是一線之隔。」革命在狂熱衷結束後，接下來就要面對無情的熵遞增的命運。
    然而，狂熱的結束，意味著革命作為一種情緒的開始。集體的政治運動分崩離析了，一切的收穫與損失，一切的快樂、沮喪與痛苦，從此全部落到了個體的肩頭，在個體以後的人生道路上，他是否有能力背著這個負擔一直走下去？他將為自己盡頭的墓碑作一個見證。只有在個體存在意義上的革命，才是真正藝術的，才是真正美的。就在這場「終結的開始」的九年以前，在同一個國度爆發了另一場震驚世界的革命，它發生於藝術領域，影響卻極為廣泛，甚至與68革命的發生都有著很大的聯繫。這就是法國電影史上的「新浪潮運動」。將革命意識從集體事件轉化為個體的擔當，電影——作為情感衝擊力最大的一種藝術形式——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新浪潮中的兩位主幹將戈達爾與特呂弗，若從知識分子立場上述及對政治介入的直接性，戈達爾自然是這場革命的旗幟；但若論及情感深度與影響的深遠性，特呂弗則是法國新浪潮的靈魂。特呂弗不幸的童年與坎坷的少年經歷並未抹滅他那撫媚的雙眼，迷人的微笑與對世界細膩的愛。新浪潮來勢兇猛，去得卻也迅速，就在新浪潮已然勢微的1962年，特呂弗卻推出了電影史上或許是最浪漫的一部電影：《朱爾與吉姆》。它與革命毫無關係，然而其田園牧歌般感傷的愛情故事，或許象徵了存在面對革命的宿命。
    朱爾是一個老實敦厚的德國青年，而吉姆是一個浪漫不羈的法國青年。兩人都摯愛文學藝術，相互引為知己。影片的開始是一系列歡快的鏡頭和音樂，一個壯如口豬的青年人一邊在牆上刷著「打到一切」的革命口號，一邊不時在身旁的女朋友身上獲得力量。一如智利詩人聶魯達所言：「這世上最能令我產生激情的兩件東西，一是革命，一是愛情。」這個女孩亦是一生在愛情中尋求冒險和刺激，她甩掉這個胖革命青年，跳上了朱爾與吉姆的馬車。在朱爾的房間，有一樣東西在片中出現了若干次，即一個計時的沙漏。沙漏漏完，一切遊戲結束。宿命的哀愁第一次現出痕跡。女孩名叫凱薩琳，她在野營前拿出一瓶硫酸，說「這硫酸是用來潑撒謊男人眼睛的」，並將它倒入水槽，噝噝的濃煙預示著三人間情感的波瀾起伏與最終的慘烈。戰爭爆發，兩個好朋友成為了各自敵對的陣營的一份子。幸好二人未在戰場上相遇。戰後吉姆拜訪已與凱薩琳結婚的朱爾，卻發現天性冒險的凱薩琳不堪忍受婚姻的束縛，與很多男性私通，令朱爾徹底失望。吉姆的長住使他與凱薩琳產生了感情，朱爾希望吉姆與凱薩琳結婚，以便三人能繼續過著和諧歡樂的日子。然而已婚的吉姆不得不徘徊於巴黎的老婆與鄉間的凱薩琳之間。每一次的相逢都導致離別，每一次的離別又都緊繃著下次的相逢。最後，在終生冒險中體驗了真愛的慘痛的凱薩琳，燦爛的笑著，把載著吉姆的車開進河中自殺。朱爾看著兩個人的骨灰，終於解脫了。朱爾與吉姆「兩人的友誼是愛情無法比擬的，他們在瑣事中尋找樂趣，不因相悖而不悅，從一開始他們便被喚作唐吉訶德主僕。」反映友誼、愛情與革命的電影太多，比如貝爾托魯奇的《1900》、《夢想家》，比如塞爾喬•萊昂內的《革命往事》，然而恰恰是這樣一部表面與革命無涉的愛情電影，因為它以一種極致細膩的形式展示了感情的宿命，你可以將它看成是一部表現存在與革命的電影——如果革命是一種生命情結，是一種面對人世種種界限的存在的重負的話。
    本文開端的引用語即是影片開場的話外音。我想再沒有比這句話更合適的語言來形容與政治歷史糾纏不清的革命了。革命的核心訴求是控制歷史，68年的一句口號就是「最棒的人就是在當下活出將來，顛倒痴狂一切為將來。」然而歷史的命運就像這個凱薩琳一般，亦喜好冒險，在不斷的情感傷害、反覆的離別與相聚中為朱爾與吉姆心中的愛戀增加越來越重的砝碼。然而惟有這些沉重的砝碼，才為革命賦予了建設性的、持久的價值。影片中的朱爾對吉姆說：「德文里，戰爭、死亡、月亮均屬陽性，而太陽與愛情卻屬陰性，然而，生命是無性的。」如果也要為「革命」定一個詞性的話，我認為它既是陽性的，也是陰性的。當它作為一種集體性事件，作為一種狂熱的氛圍出現的時候，它是陽性的；當它作為個體默默堅持的一種立場，作為為了一種崇高的生命價值而進行的不為人知的妥協與反抗之時，它是陰性的，或者說是女性的，只有女性才會在一堆被破壞成廢墟的世界上默默進行著添磚加瓦的建設性工作，向著一種不可能的虛無一點點接近。陽性與陰性，缺一不可。沒有適時的陽性，陰性的革命者的微弱火種終會熄滅；沒有沉默的陰性，陽性的狂熱只能帶來破壞。然而不管是陽性還是陰性，生命都是殘酷的，也就是「無性的」。
    特呂弗從記事起便是個私生子，他幾乎一生都不知道他的生身父親是誰。在他的招牌電影《四百擊》中，有一個情節是在一堂英語課上，英語老師通過讓他的學生反覆誦讀一個句子來解決英語的發音難題，這個句子就是：「Where is the father？」68年的革命運動，也許正是在這個缺乏整一視野的碎片化世界上，進行的一場激進的精神尋父之旅，儘管這個旅程註定是沒有終點的。七十年代以後的一大批法國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如福軻、利奧塔、鮑德里亞等人所進行的與68持續不斷的拷問式對話，正是這種「革命」精神的理性延續。我們今天依舊走在這條尋父的旅途上。家世與童年的不幸，讓我們看見特呂弗撫媚的雙眼中暗含的一絲憂鬱，而他的電影亦是在撫媚的節奏中表達了對這個冰冷的社會的諷刺。他的作品要嘛細膩的表現了情感走到極致的悲劇，如《柔膚》、《朱爾與吉姆》、《槍擊鋼琴師》等等，要嘛以一種戲謔的旋律鞭撻這個社會的殘酷與陰冷，如《四百擊》、《偷吻》、《像我這樣美麗的女子》等等。但正如特呂弗自己所言：「生活可以艱苦，但也很美妙……時光飛逝，不久你們也會有孩子。如果你們愛他們，他們也會愛你們……那是生活，每個人都需要被愛。」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曆經不幸，但卻在艱難的體驗著愛。他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人性的關懷——這種關懷的細緻入微是「造反有理」的戈達爾無法做到的。沈語冰先生說道：「（特呂弗）跟與他一起出道的同夥們（特別是戈達爾之流）不同，寬泛的講，也與法國左傾知識分子的主流不同，他是並且只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並不認為革命就能一勞永逸的結束人性的陰暗面。相反，他著力於描寫人性的光明面，並跟他的精神導師巴贊與雷諾瓦一樣，訴諸人類的同情心、溫柔情感與幽默。」他站在一切不可欲的事物的對立面，卻又對處於其中的每一個孤獨無助的個體感同身受，實在令人心顫。有時知識是冰冷的，沒受過幾年正統教育的特呂弗的心卻如此熾烈。他配得上一個真正偉大的革命者的稱號——如果將「革命」的意義如我前述般拓展。
    聶魯達在自傳中說：「孤獨和人群將仍然是當代詩人的基本責任……我是絕大多數的一部份，是人類這棵巨樹上的又一片葉子……從生活的巨潮中，從同時注視我的千百雙眼睛的溫柔視線中，我學會了更多東西。這種資訊可能不會傳達到所有的詩人，但是聽到的人就會把他記在心裡，就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發揮。」這是何等博大的革命胸懷！我們不妨再將革命者分成兩類：政治家性質的和詩人性質的——愚眾除外。政治家革命者擅長組織，權力慾旺盛，自信，或許能力很強，但使這種人真正狂熱的不是革命理想，不是精神尋父，而是權力，是控制欲；而詩人革命者具有浪漫主義與憂患意識，沉浸於美與苦難中不能自拔，或許他們也會與現實妥協，但他們的「推翻」卻是最徹底的，他們的悲劇情結也是根深蒂固的。他們的缺點也許是軟弱，但軟弱得悽美——甚至壯美。就像《朱爾與吉姆》中最後開向河中的汽車！就像《革命往事》結尾拉弦自爆的革命家！他們最有可能在爾虞我詐的革命實踐中保持良知，未來的希望依舊只能寄託在他們身上。
    68的狂熱雖然結束，然而革命永無止境。只要人的精神永遠作為制度束縛與肉體束縛的對立面存在，只要你的心依舊要為生命中某些情感經歷狂熱地顫慄，只要你還在為了證明一種生活的價值而堅持抗爭，革命就永無止境——無論思想還是行動。在革命的陽剛與陰柔中，生命所呈現的張力，有如晚霞般撫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