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丈量的生命 不可秤重的靈魂——寫在《集結號》之前

我承認我是一個很容易被天氣所左右情緒的人。昨天從南寧回來，三個小時從陽光燦爛到滿天陰霾——心情的落差可想而知。
今天早上，開在二環路上，忽然想起來大概三年前，1月份的時候，我也曾以150km/h的奔馳在這條路上，目的很簡單——見姥爺最後一面。想到這裡，不知不覺眼眶就潤濕了。

在以往，大家盤道閒聊的時候，我都會說，我姥爺是國民黨，飛行員——因為在他那個年代，是沒有多少人能夠當上飛行員的，同時，國民黨——這個離開我們生活太久的黨派，在別人看來也是充滿神秘感的。總之，每每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總是帶著一點點的驕傲、一點點的自豪和一點點顯配心情的。
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或者換句話說，事實和我說的，有一些出入的。

我姥爺似乎從沒加入過國民黨，並不是不能，而是那個時候，他拖家帶口，出於對大環境的憂慮，總是不樂意隨便站隊。但是，人總是要生活得，姥爺出生在重慶周邊一個貧農家族，家裡兄弟姐妹眾多。在那個天下大亂內憂外患，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一個農村家庭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是不可能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學或者讀私塾的。於是乎，在姥爺十幾歲的時候，他便從小山村里走出來，一個人到縣城討生活。
姥爺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我想，這種性格應該是從小就養成的。試想一下，一個農村來的土孩子，初到大城市，不亞於劉姥姥進大觀園——唯一不同的是，榮府的人雖然看不起劉姥姥，但是嘴上起碼還是尊重的；然而姥爺面對的，想來大多是城市人的白眼和嘲笑。憑藉姥爺的性格，即便嘴上不說，心裡也是不甘心被他們所看不起的。但是，一個世代務農家庭出來的孩子，連書本可能都很少見到，更甭提有什麼一技之長了。於是，姥爺四處碰壁。機緣巧合之下，他進入了國民黨開辦的飛機修理學校——當時中國軍隊尚未進入半機械化的時代，更甭提有什麼飛機大炮了，八路軍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從小日本手裡繳獲過來的，壞了連修都不知道怎麼修，國民黨雖然有美國人的支援，但是出於各種原因，美國的幾名修理技師很難維持如此龐大的軍隊需求，於是便有了這所飛機修理學校。現在看來，這所學校的地位不亞於我們現在的長沙國防科技大，應該是很多人削尖了腦袋想要進去的。姥爺從沒跟我們講過他如何進入這所學校，也從沒講過學校又如何嚴格的入學考試——總之，他的少言寡語和一股子韌勁，應該是打動了當時錄取的教官，當然，還有的就是姥爺的確在修理方面有著很大的天賦，這從後來家裡好多電器都是他修好的就可以看出來。
經過了2年的學習，姥爺被分配到了北京的機場，做地勤和修理工作。就在這裡，他結識了我姥姥。關於他們兩人的愛情經歷，我姥爺很少提起，倒是問到姥姥的時候，她經常說：當時你姥爺是一個很少說話的人，我就是看上了他老實才跟他在一起。姥姥是一個思想非常開放的女人，打小就和她的同學逃學去玉淵潭游泳——這在當時看來是很前衛或者按當時的話說傷風敗俗的一件事情，但是姥姥並不在乎，她活得很隨性。
好景並不長，後來，隨著日本人的大舉壓進，姥爺被迫隨部隊撤離了北京，再一次回到了重慶。姥姥也成為了隨軍家屬，告別了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來到了遙遠的四川盆地。在那裡，姥爺的工作越來越忙，因為需要修理的飛機也越來越多——他從沒跟我們講過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的，不過想來應該是非常慘烈的。
我所知道的姥爺的事蹟，在這裡出現了斷層。
時間一下飛到了1949年，國民黨在國內戰爭中節節敗退，最終蔣介石大旗一揮，率領著殘餘的部隊和3/4當時中國的財富跑到了寶島台灣。姥爺所在的後勤部隊，也從天津登船開始向台灣撤離（至於怎麼後來又回到了天津，不要問我，我也不清楚，也沒人跟我講過）。姥姥在登船的時候，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姨）即將臨產，於是老人家便有了這輩子最新奇的體驗——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大海卻從來沒有看到大海什麼樣子（因為臨產的時候怕受海風吹，被眾人護著包裹得極其嚴實），直到2007年的夏天，她才又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的樣子，只是歲月的腐蝕已經不能讓她實現年輕時最大的願望，在大海中暢遊。
從吉隆等岸，姥爺的部隊被調到台南的桃園，並在那裡建立了桃園機場。當年的台灣，根本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髒亂差不說，民風也尚未開化，語言也不通（當地官方語言是閩南話）。姥姥剛剛誕下大姨，剛剛做母親的，自然想給孩子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並且，姥姥的母親在北京，周圍的兄弟姐妹也一個個都跟白眼狼一樣不樂意贍養老人。在這種環境中，人的情緒是很容易不堅定的。姥姥經常跟姥爺訴苦，表達出了想回大陸的願望。姥爺考慮了一個晚上，作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攜妻女一起返回大陸——雖然這個決定給他一生都打下了痛苦的烙印，但是在他看來卻是極其正確的，為了妻女能有一個好的環境、為了能讓妻子與丈母娘重逢，我受點苦又算什麼呢？

姥爺回來之後，和姥姥回到了北京安定下來。然而，好景不長，不久便被人當作特務重點照顧起來，流放到了遠方。事情是這樣的，如果姥爺過了幾十年再回來，肯定會被當作台灣僑胞被照顧得很好——至少後來他那些從台灣回來的同學已經在台灣有了大house和司機，並且回到大陸受到了相當的禮遇；又或者姥爺當時根本就不曾去台灣，留在國內，肯定也會被共產黨當過稀有的技師加以厚待，畢竟，那會兒能修飛機、修過飛機的人還是不多的。
我想，不論是去台灣，還是回台灣，姥爺的考慮都是正確的——跟著熟悉的部隊走，肯定比留在這裡當俘虜強；回到大陸，也是因為有家人的牽掛。
姥姥經常跟我說，她守35年的活寡——丈夫還在，卻無法相見過正常的生活。而我相信，每一個政府面對從敵對面過來的人，都會把他們往最壞處想，而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就更是如此了——姥爺所受的待遇，想來並不會比24小時裡面Jack被俘虜後受的「招待」好多少。但是，姥爺的性格再次讓他選擇了沉默，多說無益，只要家裡人能夠團聚，比什麼都強。
時間再次出現斷層，文革十年，是怎麼過來的，沒有人告訴我，可能家裡人希望把那段痛苦的回憶徹底塵封吧。
八幾年的時候，姥爺台灣的同學回來了，才算是徹底給姥爺平反，姥爺也終於能從監視中解脫出來，過上了正常的日子。
隨著改革的開放和子女的成家立業，姥爺的日子過得好了起來，但是他一樣沉默寡言，唯一感嘆的就是現在的生活越來越好，他有了自己的小花園，精心照料花草，養上了鷯哥，練練字作作畫，過上了舒坦的晚年生活——畢竟他的青年時期是在動盪中度過，中年時期是在監視中度過，只有晚年生活可以稱得上是幸福的。
姥爺是熱愛生活的人，然而生活卻比一定熱愛他。
在2004年底，姥爺被查出食道癌晚期，短短三個月，姥爺便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旅程。記得在那段時間裡，姥爺第一次表現出了恐懼，他總是希望子孫在身邊，他每天總是要在花園裡溜躂好幾圈才肯罷休——畢竟，他太熱愛生活，他太想有一個幸福安定的生活了，她還不想走，他還不想離開這片他為之拚搏的熱土。
記得最後一次姥爺神志清醒的時候，和他談話，聊了聊工作，聊了聊近況，我特別想抓住最後時間了解姥爺的生平和他的為人——小的時候我總是不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不喜歡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然而，等到我想要真正了解他的時候，留給我和他的時間卻顯得如此的稍縱即逝。聊天快結束的時候，我想讓姥爺多休息休息，他卻再一次望著窗外，似乎是在對我說，又似乎在喃喃自語：我這輩子，一輩子抗日，為什麼卻落到了這種下場。

1982年深秋，姥爺12點15趕到北京婦產醫院，12點30分的時候，我呱呱落地，姥爺迎接了我的到來；2005年年初，我從紫竹橋已150km/h的速度飛奔到順義，1點進門，姥爺1點17分永遠的離開了我們，我送了姥爺最後一程。

歷史上有無數的人，不倫他們屬於哪個黨派，懷有如何的信仰，也不在乎他們是否是前線抗敵的戰士還是後勤運輸的人員，只要他們曾經為了理想奮鬥、曾經為了他們的家庭奮鬥、曾經為了自己的祖國奮鬥，他們都是英雄。
他們的生命，是無法用長度去丈量的；他們的靈魂，也是無法用天平來稱重的。

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歷史可能會被人遺忘，但是永遠不會被埋沒。
這篇文章雖然和《集結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集結號》快要吹響的時候，卻再一次在這個初冬勾起了我對姥爺的思念。
陳安邦，無黨派人士，曾經的國民黨飛機修理技師，我的姥爺，是個好人。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