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訊息
巴西--Brazil [1985]

妙想天开/巴西/异想天开

7.9 / 211,391人    132分鐘 | USA:94分鐘 (edited version) | 142分鐘 (director's cut)

導演: 泰瑞吉廉
編劇: 泰瑞吉廉 湯姆‧史都帕
演員: 強納森普萊斯 勞勃狄尼洛 Katherine Helmond 伊安荷姆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Alpha

2007-12-01 18:59:57

《巴西》與制度思考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我不太善於講一個完整的故事。事實上,如果略去了隨處可見的細節暗示,《巴西》將是一個並不怎麼有趣的故事。我在這裡引用西夏的故事梗概,以免我為如何講這個故事傷透腦筋:「二十世紀某地,『資訊部』主宰一切。山姆安於平庸,終日作著英雄救美的夢。一天,鞋匠巴托被錯當成恐怖份子塔托逮捕處決,鄰居吉爾為其抱不平,也被列入黑名單。山姆看見吉爾正是自己的夢中美女,想方設法接近她的檔案。由於山姆接受了塔托免費修理空調,於是也被打成恐怖份子,在跟吉爾共度良宵之後雙雙被捕,千鈞一髮之際又被塔托搭救。他們逃到商場,不料塔托被飛來的紙張化為烏有,而山姆卻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吉爾的卡車上逃到了蔥綠山野, 最後卻……」

《巴西》建構的是一個靠技術、表格(或者說資訊?)支撐的集權社會,每個人都是巨大社會機器中微乎其微的一環,人與人之間高度分工,溝通的唯一途徑就是表格,當山姆為了趕走中央服務社的討厭修理工而問「你們有27B/6表格嗎?」時,那個瘦子修理工立刻口吐白沫,發起了羊癲瘋。制度機器中的每一個人對他們的制度都抱有無以復加的自信,電影開頭不久,那些打扮滑稽的警察鋸開吉爾家的地板——也就是巴托家的天花,逮捕了老實的鞋匠巴托時,吉爾對那個辦事員說:「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巴托先生不會做這種事。」那辦事員只回敬了四個字就讓她閉了嘴:「We don't make mistakes.」他說這話的語氣彷彿就是「上帝不可能犯錯。」

《巴西》引人思考之處就在於直到最後你也不知道誰該為這件事情負責。是那些警察嗎?他們只是在例行公示,他們接到了逮捕巴托而不是塔托的表格,於是就逮捕了他,這是他們的職責,至於核對資訊則與他們無關,他們只是照章辦事。是那個把天花板上的蒼蠅拍死導致蒼蠅卡進打字機中導致「塔托」變成了「巴托」的打字員嗎?他或許有錯,然而讓他承擔所有罪責則也顯得不公。最後,我們的矛頭通通指向了制度——如果設置一個職位專責校對資訊,也許錯誤便可避免。因此所有罪責歸於制度,巴托的死則成了制度改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每個人都是各盡份內的事,每個具體的人都是無罪的。——近來發生在山西的黑窯奴工事件震驚整個社會,然而至今為止沒有一位高官為這件事情引咎辭職,唯一「下台」的是作為替罪羊和眾矢之的的一個村支書。這個問題被理解為過去多年遺留下來的社會頑疾的爆發,而社會頑疾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問題卻被巧妙地迴避。是的,這個問題很複雜,是制度漏洞導致「官本位」思想嚴重,民生民計被忽略已成常態,這個問題似乎人人都有責任——而法不責眾,人人都有責任,也就相當於人人都不需要負責任。

導演特瑞·吉列姆甚至沒有為《巴西》留下任何修正制度的機會,在《巴西》中,制度是如此強大並且無孔不入,導致人人都不得不遵從於制度,聽命於制度的安排,最終制度取代了人性的良知。《巴西》暗示的是,一個對制度、技術高度信任的,人的主動性和天性被無限壓縮的社會,其走向腐朽不可避免。最可怕的是這種腐朽可能還不至於滅亡而是一直穩定地存在並延續,最終每個人都習慣於接受制度的安排以及偶爾的偏差,表現出反抗意識的菁英都被當成了恐怖份子並且充分信任制度的民眾也對此毫無異議:在《巴西》中,塔托並沒有實行過任何一次的恐怖襲擊,他的唯一「罪行」就像是我國80年代的「技術投機倒把」——塔托因為厭倦中央服務社中令人噁心的複雜流程和無盡的表格,當了「個體戶」,「無照經營」為居民維修冷氣管道的服務。在山姆被行刑而產生的夢境中,塔托被飛來飛去的紙張、表格吞噬,來往的行人則面無表情,也沒有人駐足停留。

維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Blogger,他在上海從事廣告行業,但部落格上所寫多與文、史相關,我在他的文章中受益頗多。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當時的新工作,「在這種流程下,起作用總是制度而不是個人。我也知道這個龐大的蜂巢里其實不少都是很好混日子的庸才,但就像人人都能按照標準化生產出差不多的麥當勞一樣,他們出品的質量不至於多麼參差不齊。在這裡,優點和弊端都在同等程度上使我驚嘆。」標準化、無差異,把人的因素降低到最小,這是工業社會的基本特徵,而這種思想逐漸開始在教育、社會治理等領域蔓延開來,標準化的題目、分數和標準化的高考,就像是農民用來篩選蘋果的篩子,大的、小的都被淘汰,只有正好符合標準的蘋果被選出。

「制度代替人」幾乎成為不可改變的趨勢。《巴西》將這一趨勢發揮到了極致,「表格」作為象徵制度機器的符號,合法地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制度與人的關係不再是制度為人服務,而是人在制度中「填坑」。《巴西》中隨處可見的荒謬鏡頭——鋸開天花板、把人用袋子套起來的複雜逮捕程序,管道爆炸後漫天亂飛的表格,以及那個令人捉摸不透的娃娃臉面具——無不是對制度崇拜、技術崇拜的極大嘲諷。

《南方週末》中的一張圖片令我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人行道邊上,是沒有欄杆的。而在上海,為了防止行人橫穿馬路,幾乎所有主幹道的兩邊都設置了圍欄。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