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證明與追問的意義

   
    很多人為《集結號》裡酷似《兄弟連》和《太極旗飄揚》的戰爭場面爭論不休，而事實上，影片的精髓並不在於血腥逼真的戰場描寫，而在於戰後那一段—— 一個人的追問。
    主人公穀子地一直追問著一個問題：好端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某軍某師某團某營九連，活生生的四十七個人，怎麼會說沒就沒了？這種「沒」並不僅僅是生命的喪失，更在於蔓延於歲月深處的可怕的失憶症。整個世界都忘記他們了，那曾經存在過的壯烈與慘烈、悲情與熱情忽然成了一片空白，歷史被鏤空了一個小小的洞，卻無人知曉。可以說，《集結號》雖然表現的是戰爭中人物的命運，反思的是戰爭對人的影響，然而往深處拎一拎，它完全可以剝離戰爭這一具體環境，成為一個追尋生存意義的寓言故事。
    來看看這個詞吧：犧牲。它意味著，一小部份人被損害了，換取了一大部份人的利益。無論給它賦予多麼崇高偉大的感情色彩，落到根本就是這個意思。犧牲並不只是在戰場上。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總是需要犧牲。那麼，個人的命運，說到底就在於這樣一種偶然性：你是屬於被犧牲掉的那一小部份，還是獲利的那一大部份？
    認同了這一基本事實，寓言就展開了它的敘事邏輯。
    第一個環節是，犧牲是必然的。你也許碰巧會成為被犧牲掉的那一小部份，之一。大部隊要撤退，需要一個連的火力來掩護——典型的「丟卒保車」。九連連長穀子地因為槍殺俘虜，失去了全連立功的機會，還因此被賦予了這項重要任務。「戴罪立功」的情節暗示著世事的機巧——如果不犯錯，也許這項任務就不會派到他們頭上。電影的小說原著《官司》裡面，主人公死死地追問一個細節：為什麼不吹號（撤退的命令）？其實不吹號是在交待任務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的，也就是說，無論團長對穀子地是否有過欺騙行為，犧牲者的命運早已註定。團長在給穀子地宣佈任務時給了他一整條珍貴的香菸，這就是一個證據，就像死刑犯臨刑前最後一頓豐盛的晚餐，越是想要給予他一點溫情，卻越發洩露出面子底下掩藏的生冷與殘酷。
    第二個環節是，犧牲是無法抗拒的。當你陷入這樣的命運，你會怎麼做？有一類人選擇「逃避」，就像小學教員出身的王金存，最初的時候一上戰場就尿了，他的怕死是種本能，是對「當炮灰」這種結局的逃避——最消極、也最沒用的選擇，影片讓他在陣地上、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理想化地迅速成長起來，顯示出對這一做法的否定。有一類會選擇「抗爭」，代表人物是焦大鵬，他在犧牲前對連長穀子地說，帶弟兄們撤吧，我聽見號響了。都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焦大鵬卻在一生中最後的時刻對連長撒了謊，似乎是想用生命作抵押換取連長撤退的決心。焦大鵬是清楚的，在這一刻他有著犧牲者特有的不服，不顧一切地想要跳出既定的命運。最後一類就是穀子地這樣的人，通俗的說法是「一根筋」，他們直面現實而又堅守信念，不會輕易改變與放棄。在陣地上，代表撤退命令的集結號是所有人的希望——生存的希望，最卑微、最起碼的希望，它卻遲遲沒有吹響，永遠也沒有吹響……犧牲者無法抗拒的結局。
    第三個環節是，犧牲與非犧牲都是合理的，也是相對的。戰後的穀子地回到當年打仗的地方，那裡已經完全變樣了，大家興緻勃勃地開始了新的建設，戰場成了煤礦，建設新中國的人們來來往往——他們都屬於獲利的大部份，他們在犧牲者的遺體上建起了新家園，然而你無從指責，因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必然的、合理的，也是具有相對性的，就好像在推動歷史車輪時僅僅是分工不同而已，一部份人負責倒下用血肉之軀來鋪路，另外的人負責推車；推車的人或許哪天又會倒下，由後來者繼續推車……帶大部隊安全撤退的團長不是後來也犧牲了嗎？所以沒有絕對的犧牲與非犧牲的界線。
    到現在為止，穀子地還沒有一個理由，值得他用整個後半生去追問四十七個名字。直到最後一個環節：犧牲是可能被否定的。
    除了穀子地，其他人都犧牲了，他成了這一事件、這一團體唯一的見證人。從舊窯場戰役（解放戰爭時期）倖存下來後他沒有告病還鄉，不惜冒充炮兵留在部隊，繼續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也不肯休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當年戰鬥的地方，尋問那支早已被多次整編弄得無影無蹤的部隊，一次又一次地向人訴說，那是真的啊，有那麼一個連隊，有那麼一群人；他扛著一柄鍬，在高高的煤山上不分日夜地挖掘，想要挖出四十七具遺體；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在追問同時又被別人懷疑與追問……他已經被世界巨大的荒謬性包圍了，犧牲已經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它變成了空氣，無聲無息，而穀子地只是想證明，那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在哲學上，有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問句：我是誰？我來自何方？又將去往哪裡？穀子地完全不知道，他所追問的正是這樣偉大的哲學命題，他只是憑著最質樸的良心與義氣給死去的弟兄們一個交待。團長、二斗、小樑子等等無論是生是死，他們都有淵源，有根基，自成體系，只有穀子地和他手下的弟兄，成為了歷史的空洞，做出了最無名、最徹底的犧牲——喪失了一切：鮮活的生命，死後的哀榮和最起碼的承認。
    從這個角度上講，穀子地和《肖申克的救贖》（美國電影，講述一位被誤判為殺人犯的公民堅持與黑暗勢力作鬥爭，最後成功越獄的故事）裡的主人公比起來，更像是一個「現代的基督」，他的追問比「救贖」具有更高敞的意義。《肖申克的救贖》中，個人的突圍被賦予了正義與邪惡較量的使命——個人的正義是既頑強又脆弱的，他面臨著一個強大的邪惡環境的壓制，這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社會矛盾衝突；而穀子地沒有獲得這種戲劇性的背景，這裡沒有正邪之分，他在一個合理存在的環境中尋找屬於自己那一部份「合理存在」，這種突圍根本找不到對手，好像在和某種氣場較勁。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缺少意識形態的對立，對抗根本就不成其為對抗。穀子地的無奈也在於此——他是與龐大而無形的荒謬性對抗。
    他的追問，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意義已經不是個人化的，而是對整個人類歷史的警告：犧牲是必須正視與珍視的客觀存在，而不是消解，不是虛無，善待每一個客觀存在會讓人儘可能確切地知道，我是誰，我來自哪裡，將去向何方。
    藝術創作總是要給人現實之上的希望，於是結局是四十七位烈士的遺體被意外挖到，推遲了數十年的集結號聲終於響起來。這是一個光明的尾巴，然而還有多少穀子地還孤獨地徘徊在無法掘開的遺骸之上呢？又有多少集結號將永遠沉寂？
    影片末尾，螢幕上出現的文字描述了穀子地的身世：是個孤兒，被人在穀子地裡撿到了，因此取名「穀子地」。這是不是他追問的一個緣由？來路模模糊糊，所以更加希望去路清清楚楚。
    寓言在這裡達到哲理的最高點：我們的世界何嘗不是從無人了解的蒙昧中走來？那麼，我們該何去何從？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