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
2008-01-30 22:04:37
《集結號》:模仿、感動的經濟適用型
集結號的模仿主要有兩個地方,一是開頭的攻堅戰,明顯模仿《兄弟連》和《太極旗飄揚》,二是無名墓地,明顯模仿拯救大兵瑞恩的結尾。不同的是第二個模仿有超越的地方,當穀子地和小媳婦把那頂褪色的鋼盔放在木樁上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落淚了。——這個細節將歷史的殘酷與人物的悲憫恰當地表達出來了:歷史是殘酷而黑色的,所以為戰爭犧牲的人的鋼盔被無情丟棄並被礦工撒尿——這鋼盔到底是國軍的還是共軍的,無法分辨,同樣,我們也無法分辨墓地裡埋的國軍還是共軍,墓地的木樁上沒有標明紅五星,也沒有青天白日帽徽——因此從這個細節看,影片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對立,而深入到戰爭的人性肌理之中,放棄了對革命的單向敘述。戰爭,戰爭的痛苦早已被今日的迷離所掩蓋,我們蒙塵的心早已不再對這樣的細節敏感,我們一律格式化地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模仿。
我們已經不再敏感,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一聲「集結號」的原因。我們需要的不是往前衝,而是適當的後撤。後撤到中國曆史的人性理解平面,撤回到中國電影的現實基礎上來。
試問,有幾個搞IT數位的願意去搞影視數位?又有幾個搞技術的願意去搞煙火、佈景、服裝這樣的後台?男人這樣,女人呢?一個個成天去參加選秀、渴望成為明星。還有一部份文人,一個個成天想寫好劇本,想導好電影。可是,20多年過去了,中國電影進步不大。整來整去《集結號》還得去借小說《官司》的外殼。
《集結號》從人道主義的藝術實踐來看,基本打破了革命的人道主義這樣的僵化教條,讓審片官方認識到要承認戰爭的殘酷、對人的毀滅、和平的來之不易、革命的沉重代價,這裡面摻雜的主題不是純粹文人、知識分子型的,而是農民穀子地對生與死的樸素認識和執拗行動,這才構成了情節衝突背後更深層的心理衝突。相反,多次審訊穀子地的野戰醫院院長即代表的是一種僵化的東西,帶有知識分子卑劣的教條性,自以為高貴的自大感——幾位縣委的專員審穀子地時砸凳子的情節表現是鮮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尊重人物性格的粗糙,編劇劉恆的改編這才接近了悲憫的圓心。 這與蘇聯小說《日瓦戈醫生》不同,日瓦戈是帝俄時代的沒落貴族,對革命、戰爭有一種幻滅感,在戰爭和革命的現實中,生的艱難和荒謬都被提問一樣體現出來了,知識分子對浪漫與愛的堅持被無情解構,直到拉拉回到當初窗上有光暈的小屋,有光暈時生與愛在舒展,躺著棺木時日瓦戈已經無聲無息……
《集結號》確實是個符合主旋律的電影,但是它第一次打破了灌輸的藝術桎梏,結合了人道這樣的普世價值。說得這裡,我不得不追問一下,美國影片有沒有主旋律電影?其實是有的,不過美國老毛子聰明,他們的主旋律不是通過行政命令來推廣和界定,而是直接把一些社會廣泛認可的價值寫入憲法和法律,具體到司法實施、電影工業中去。所以,我們看《硫磺島來信》、《空軍一號》、《拯救大兵瑞恩》、《星條旗永不落》、《兄弟連》等影片的時候,以為美國的人道主義是人道主義,這是普世價值,瑞恩的是,穀子地的就不是。在中國曆史現實中,殘酷與悲憫交織的事實被認為不是人道主義的標準模式,我們的意識慣性地拒絕承認。危險,文化影響低下的中國,我們有被人集體格式化的危險。我們不要文化民族主義的雞血,我們需要平和從容的文化自信,尤其需要文化自信下的自在影響力。
看國外片子看多了確實容易造成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淡漠和審思。實際上,中國解放戰爭是異常殘酷的,殘酷程度遠甚於美國南北戰爭。我們讀《飄》或則看《亂世佳人》都很感動,為何看集結號就覺得沒一點感人的地方呢,或者有的人感動了,很多人卻沒有感動,為什麼呢?是在於我們對遮蔽的歷史欠缺了解嗎?如果你們知道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開展戰略反攻是依靠解放軍戰士背著鴉片去完成的,你們怎麼想?我這樣認為,當時代表進步方向和廣大工農利益的共軍都不得不如此,歷史的殘酷真是無處不在——抽象的進步是無力的,我們這個民族多麼缺乏理想呢,我們必須得通過戰術實際的反進步措施才能驅除專制的魅影,才能結束國民黨當時一再延長的訓政。嗚呼哀哉,歷史的黑雲壓得我胸口發悶。沒有相關的歷史了解,我們像看時髦大片那樣去看集結號,當然不感動。意識形態格式化的歷史和文藝需要開掘和舒展,當局終於是進了一小步吧,《集結號》的勝利或許只是當局的勝利,或者我們也能稍微有點期待。
可是,對歷史的閱讀與了解是觀影人的自我行為,馮曉剛們是無法要求的。因此,有必要在學習西方的電影技術時,向人道主義之藝術辯證的深處沉澱。我這樣的人碰巧感動了,讓馮導們的效果來得容易了點兒,從這個意義上講,集結號是個經濟適用型的東東,可是,下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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