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me image, give me death

在1979至1980年間，Anton Corbijn曾是Joy Division的舞台攝影師。這是一個真正見過Ian Curtis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塑造了Ian Curtis的人。正如本片所展現的那樣，每一個樂隊都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名字（從Warsaw到Joy Division），尋找屬於自己的專輯設計封面（從最初的朋克圖騰到後來著名的極簡主義黑白山丘圖像），在現代唱片工業與樂迷文化中，樂隊名字與專輯封面設計都極為重要，因為正是這些因素構建了樂隊的形象、音樂風格定位與受眾群體。同理，一個樂隊需要一個形象，一個與之匹配的形象，一個看似看得見摸得著其實卻看不見摸不著的影像，只有擁有了這個形象，一個樂隊的神話才能被建構起來。對於Joy Division來說，他們的形象就是Ian Curtis。他蒼白的臉龐、瘦弱的身體和抽搐的舞台表演與樂隊冗長、壓抑、絕望的樂章相得益彰，彼此輝映。
在07年，兩部音樂傳記電影必將改變此類型電影的走向。一部是現在說的《控制》，另一部則是以嶄新手法展現Bob Dylan人生的《我不在那裡》。把這兩部電影稍做比較將是個有趣的事情。《我不在那裡》把Bob Dylan分裂成幾個不同的人物，每個人物都像徵著他性格或人生履歷中的一個側面：這個「真實的」Dylan是一個複雜的、多面的形象；而《控制》雖然仍然用比較傳統的手法讓一個新演員飾演Ian（而他的表演達到了驚人神似的程度！），但看完本片之後，我們（至少是我，當然，我了解到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但哪個所謂的藝術家又不孤獨呢？）仍然無法了解到Ian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這並不是說《控制》拒絕我們進入Ian的內心。電影中有大量靜止靜音的長鏡頭，彷彿是拒絕我們進人人物內心的一種手法；但本片同樣有許多特寫和正反打。因此，我個人覺得，導演這種手法的目的在於告訴我們，我們之所以無法進入Ian的內心，正是因為他本人也無法進入自己的內心。Ian能在了解自己的路上走多遠，我們也只能走多遠。在這裡，導演Anton Corbijn對人物的尊重是難能可貴的，他並沒有試圖去闡釋人物的古怪行徑，並沒有想為觀眾提供一些符合邏輯的解釋，黑白粗顆粒的畫面如同紀錄片一般記錄下Ian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細節，但並不用任何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手法來圓滿這個本來就圓滿不了的故事和人物。
作為傳記電影，《控制》更加難得的是它並沒有想一個「故事」的形式來容納人物一生的企圖，換言之，它並不想講述一個有開端、高潮和結尾的故事，它並不想虛構一個人物的成長和衰亡。《控制》是一個反情節化、反高潮式的電影。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圍繞著一個重要事件的起因和結果，卻見不到這個真正重要的時刻。片中甚至沒有一個讓情感暴發和讓情節陡回的時刻。例外當然是展現Ian舞台肢體的那些細節。但仍然，我們無法捕捉到聯繫日常生活與舞台之間的紐帶。這是一部呈現斷裂的電影。
說到斷裂，也許是身為攝影師吧，Anton Corbijn在本片中的許多鏡頭一開始看起來都像是一楨靜止的照片。在這些鏡頭中，時間彷彿被抽空了一樣；突然之間，人物輕微地動作打破了沉寂，而我也相信，這部電影之所以如此有力，正是因為這些靜止和運動不斷變換的影像，以及它們之間的斷裂。
日常生活中的Ian，舞台的上的Ian，還有不斷在旅行中的Ian。旅行對於《控制》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情節，電影中無數次地展現了在車中一起旅行的樂隊。他們不是在去演出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可這條路卻從來沒有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