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關於政治問題的匠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題材碰到合適的編劇與導演，應該會大熱吧。不同於上一次19世紀以殖民者為主體的移民浪潮的是，這次，後發國家的移民以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與已開發國家相遇，經濟與文化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隔閡，成為表現的重點。這個問題在美國是個老問題，但是新一輪全球化也催生出了像Babel這樣的電影。而在歐洲，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問題上。土耳其「入歐」的遙遙無期，其實是顯示了一個平和又衰老的歐洲面對年輕而活力的近東的恐懼感——畢竟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歐洲一千年的鬥爭史中，伊斯蘭教在大多數時候都佔了上風。

費斯•阿金是在德國長大的德籍土耳其人，是第二代移民。可以說，他撇開了凝結在第一代移民心中的悲情意識與過份濃重的民族意識，已經能夠理性地看待移民問題了。而作為一個局外的土耳其人，他也能以另一種視角來看待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問題。在影片中，在紛繁複雜的人物關係中（這種關係的營造為他贏得了嘎納最佳編劇），其實交織著這兩個基本問題——即移民問題與土耳其的國內政治問題。

但是我們不妨來質疑一下嘎納評委的選擇。這個劇本能夠勝出，我認為不是勝在劇本本身有多出色——它的結構太刻意為之，斧鑿之跡隨處可見；而是它抓住了當今的政治熱點，並且用一個不算俗套的故事圖解了這個政治熱點。其中出現的所謂的感人場面，如德國母親的改變，教授最後對父親的原諒，如果對導演的政治意圖能夠明了，大都可以猜到八分。而導演的政治意圖，無非是歐洲傳統左派的「政治正確」——強調寬容，強調多元共生，順帶加上一些對全球化的不滿。雖然這些價值都沒有錯，而且在今天的世界，很有普適性，但是電影削足適履地去表現這些價值時，再複雜而滴水不漏的劇本，也稱不上「天成」，只能視為「匠作」。

可資對比的另外一部影片是法國電影《Caché》，也討論的是穆斯林移民問題，但是就劇本來說，完全避開了某種政治意圖的直接操控，而是讓劇中事件的展開來展現某種政治問題，而對此問題的判斷，則隱藏得很深，有時只是一個傾向性的鏡頭，比如《Caché》最後一個長鏡頭就展現了某種對歷史恩怨的隱喻。這是《Caché》比《在人生的另一邊》高明的地方，但也就此犧牲了它的娛樂性。《在人生的另一邊》的編劇，以巧合與擦肩而過，獲得了政治性和辯論性，雖盡善，未盡美也。

嘎納的這座獎盃，就是頒給它的這份「善」。而對於政治上的種種，由於導演的特殊身份，也確實能夠做到「盡善」。這裡面所涉及到的東西非常之多，且不說土耳其的國內政治與移民問題這兩條大線，其它偶爾出現的副線，也都夠講好大一篇文章。比如對於當代西方社會的簡約描繪（尤其是對青年形態的描寫），又比如對土耳其「入歐」的討論，都觸到了當今歐洲最熱的話頭。而對於前面的兩大話題，後者不知其淵源不能備述，前者則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其未來發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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