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白求恩，每個國家都有辛德勒

2005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這個時刻，仿若一道姍姍來遲的強大光線，將太多早已入土或行將入土的民間抗戰故事一一照亮。突然間，我們不用再通過歷史教科書，而可以從報紙上、電視專題片、身邊的同學朋友甚至從自己爺爺奶奶那，聽到眾多「父輩的旗幟」般的傳奇。

電影的友誼意圖：遭遇敵意現實

應景般的，太多紀念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緩和著敵對的兩岸關係；國際人道主義勇士重新出土，告訴我們，歷史上，有太多太多的義無反顧的外國人，為處境悽慘的中國人奉獻生命。紀錄片，在打撈和最後挽救著那些「放一封炮仗就不在一個的老人」的抗戰故事；劇情片，則塑造出一個個新的辛德勒、白求恩，讓中國觀眾揮淚感動。影像里，我們通過紀錄片《南京》，認識了又一個辛德勒——約翰·拉貝；通過劇情片《面紗》，發現了又一個白求恩—— 沃特·費恩 。

然而，歷史和電影的雙重努力，並沒能讓西方國家消除根深蒂固的「中國威脅論」。有多少西方人在影像里關照舊社會可憐兮兮的中國人，建立自己活菩薩形象，就有多少西方人在現實中陰謀論地對待當代中國的每一起事件，一廂情願地渴望做民主的救世主。似乎，振聾發聵、感人肺腑、無國界仁義，這些褒義詞只能屬於歷史故事和商業電影，而意識形態分歧、世界觀對立衝突，卻一直可悲的留在諸如西藏問題這樣的現實新聞判斷中。

為此，那些謳歌國際主義勇士的電影，其現實作用不免讓我們深感失望。觀影眾多的朋友還能在更多的影片裡，發現柬埔寨和盧安達的辛德勒（《殺戮戰場》、《盧安達飯店》和肯亞的白求恩（《不朽的園丁》），甚至日本也根據「真實故事」炮製了自己的辛德勒，在二戰伊始，從德國納粹魔爪里拯救眾多可憐兮兮猶太人的日本駐紮波蘭大使（一部參加過聖丹斯電影節的短片，不記得名字了）。面對此種「感動中國人物」與殘酷現實對立的窘境，我們只好選擇去90分鐘的商業時間裡，花錢購買簡單的感動。


電影的敘事結構：多部傳統電影的雜錦

前撲後繼著，《黃石的孩子》又帶著真實的感動中國故事來了，一個英國白求恩帶著孩子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小長征」，並最終如白求恩一樣，不幸死於破傷風。順路，這位名叫George.Pig的記者帶上了一段尚屬嚴格符合歷史的「民間抗戰史」；帶出了一段如《地中海》世外桃源般的孩子王故事和一段有得有失的《辛德勒名單》；帶上了兩位國際華人巨星周潤發與楊紫瓊，以及澳洲女士米歇爾，多多配對，以便展開男人間的國際版《英雄本色》、阿慶嫂智斗國軍軍官的《沙家浜》、男女三角間的《卡薩布蘭卡》以及獨剩一對男女後的《面紗》故事。

既然無力改變國際現實，那能儘可能多的揭示一段埋沒多年的教科書外歷史，也是難能可貴的，更何況，這是一段新奇的民間抗戰史，一次不為人知的「童軍長征」，絕對具有紀錄片和專題片跟進的二次開發價值。製片方和導演至少沒隨意去雕琢一個「想像中的中國」，而認真考察了抗戰的那段歷史，分得清新四軍和國軍那種隨時可能劍拔弩張的微妙合作關係。當然，稍具地理常識的觀眾已經發現，電影中從湖北黃石到甘肅蘭州的「童軍長征」決不可能只有500英里。據片中孤兒之一「老四」的原型聶廣淳介紹，何克當年並不是帶他們從黃石逃亡，而是從陝西的雙石鋪，有可能小說原作者將雙石的拼音(shuangshi)錯寫為黃石(huangshi)。

作為外國人旁觀中國的視野，這樣的地理差錯情有可言，可電影卻並不捨得只是專心打造一部表現艱苦卓絕的「長征公路片」，以及重點刻畫在此征途中喬納森扮演的男主角的思想成長史，而企圖面面俱到地去擁抱商業片的大多數要素：愛情、友誼、險情、歡笑。可惜所有這些要素，並沒如一部出色的商業片那樣，被進行了合理的組接。「童軍長征」開始前，記者何克和其他電影中的勇敢戰地記者一樣，機智地混到了紅十字會的卡車、通行證，來到了屠殺中的南京；和《薩爾瓦多》、《殺戮戰場》不一樣，他完全沒機會搶救自己的攝影作品和同僚，被新四軍陳傑克救出之後，電影出現了《英雄本色》般的酷味，用以配合周潤發深人人心的傳統形象。

被迫進入「童軍教學營」後，何克成為一個孩子王，這時的黃石也宛如義大利電影《地中海》那樣的世外桃源，施肥種菜、打籃球學語言，男人守在孩子的搖籃邊,女人巡邏在中國的最前線，共同分享著那個「軍功章」。接著，或許到1941年國共合作出問題那時了，楊紫瓊扮演的生意人登場，救出英國記者，而自己卻無法如「阿慶嫂」那般與國軍智鬥，只能如王佳芝般獻身。黃石呆不下去了，「童軍長征」開始，這時為了《卡薩布蘭卡》般的「一段偉大友誼的開始」，陳傑克選擇了與槍為伴，將兒女情長的事留給這對西方人。「童軍長征」結束，在宛如《阿拉伯的勞倫斯》里那些駱駝騎兵的陪伴下，記者何克與護士麗終將孩子帶到了塞北山丹。正欲打造甘北的好江南和為革命「播種」之際，麗與何克的關係卻不幸地淪為同《面紗》一樣的「和諧醫患關係」，最終與《面紗》殊途同歸，同樣在960萬平方公裡的中國大地上，男死女悲。


電影的生產模式：大時代個人史的一次次複製

雖然《黃石的孩子》並沒尋找到一個最合適的表達焦點，但它還是以國際化的精良製作、大牌的華人明星、歷史場景的真實還原、中國大地的風景展現吸引了國內外觀眾，算得又一部從製作意義上成功的合拍片。而苛求外國導演對中國的「正確認識」甚至懷疑其善意的出發點，也未免顯得太刻薄。畢竟，從1930年代好萊塢演員扮演中國農民的《大地》，到冷戰時期對「黃禍」恐懼的寓言般的華人黑幫片，再到今天《伯爵夫人》、《面紗》、《黃石的孩子》這樣的「外國人的中國往事」，西方電影人在逐漸克制自己的「事先想像」，而進一步地吻合著我們自己的認識。

只是，我們總該相信和要求，這樣的合拍片理應做的再出色些。把辛德勒丟到肯亞，成就《不朽的園丁》，再丟到中國，成為《黃石的孩子》，然後科索沃、伊拉克又有了下一個救死扶傷的英美記者。這樣變化著個人身份和名字，丟到一段段大時代里去複製的事情，確實太簡單也太沒意思。這些人，這些事，可以成為類型片，可他們埋沒於歷史的過往絕非一個統一的類型套路可以彰顯，這樣的複製，只能埋沒他們的歷史光澤。等到我們也有足夠的材料和能力，去再現我們自己的辛德勒，那些幫助過猶太人的上海人時，並不希望只看到又一部《黃石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