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潛水鐘與蝴蝶》

一場疾病往往能讓任何一個平常很少做形而上思維的人迅速成為一個哲學家，一個人在即將面臨死神的時候往往能比平常更快得接近生命的本質，假如說哲學是對死亡的操練的話，那麼死亡降臨前的那一場大病便是那一片操練場，其實就算未必結果就是一場死亡，而僅僅只是一場災難的話，這樣的思考也還是必然的，假如存在就有欠然的話，那麼有些人的欠然比另外一些人更多，而如何讓這些生命的殘缺變成一道通往人生真諦的法門，便成了所有面臨生存性困境的存在者思維的關鍵。

這讓人聯想起海倫•凱勒，想起張海迪，想起史鐵生想起周雲蓬，但由於對一種過於明顯的勵志行為上升成意識形態教育的厭惡，我更願意接受的是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昇華，和史鐵生一樣，周雲蓬也是悟到殘廢是一種宿命的人，他說目盲是一扇門，只對他打開。我瞎了，你看得見，這兩樣人生，各有各的命運，各有各的侷限，各有各的妙處，都是一種體驗，不可以同時兼得。這種感悟究竟有多少是無奈與自我安慰，我不得而知，但我寧願相信這種感悟是真實切真誠的，儘管誰也不願意主動去體驗那樣的生命方式，然而，偶然的人生難保某一天，一些我們不願意面對的東西如潮水般湧到我們面前，我們是跟著走，還是被拖著走，就只在於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導演施納貝爾說：「故事成立於所有人，因為每個人都會有面對疾病和死亡的一天，但只要我們細細體味，就會發現生命的意義和美好之處。」這是一部高度風格化的影片，充斥全片的主觀鏡頭和幻想場景與現實場景的交織，充滿表現主義的意識流和隱喻，以及演員從頭到尾的喃喃自語，讓那些習慣於傳統好萊塢敘事電影的觀眾有些望而卻步了，故事沒有所謂的起因經過高潮，而只是一段人之將死前的對過往生命的巡視與幻想，主人公鮑比身患縮閉症候群，只能活動左眼，這成了他與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儘管這種生活讓他覺得自己像是一隻泡在水裡的潛水鐘，無法動彈，在暗無天日的水底世界，沒有光線，沒有交流，沒有意義，而另一方面他還保存著的記憶與想像力又為他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就如同蝴蝶一般絢麗多彩，讓這種比死亡還要痛苦的植物人生活還帶有一抹亮色。這種思維的自由讓他重新能體驗到一種還如同正常人一般的對苦難的消解，這讓人想起費里尼的《八部半》，當現實變得混沌不堪的時候，記憶與幻想成了一片斡旋與和解之地，在這一片土壤中，曾經愛過的女人，代表生命延續的孩子都彙集在此，成為了從此世走向彼岸的橋樑。

假如導演有一點宗教情懷的話，那麼他會讓主人公鮑比更向前走一步去思索宗教性的救贖，這在電影中只是一帶而過，而從恩典論的角度來說的話，鮑比的這一次突如其來的疾病假如無法從現實病理上找到可以讓人感到合理的依據的話，那麼只能歸結為上帝的一次恩典的收回與另一種在苦難中恩典的降臨，在《莫扎特傳》中薩尼埃爾無從了解究竟為什麼莫扎特隨意得創作都可以演奏出天籟般的音樂，而自己苦心經營卻還只是一個匠人，無法與之比肩的話，那麼在《潛水鐘與蝴蝶》當中，或許就是恩典的另一種形式，在苦難中體會生存的意義與生命的美好，而究竟這種以肉體的喪失而靈魂的救贖方式究竟是否過於殘忍？我想沒有人能給出答案，被宿命洪流夾帶而走的個體，在面臨偶然時毫無還手之力。

或許這種災難與疾病便成了眾妙之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