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何以求生，何以愛

我們何以求生，何以愛


趙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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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悲愴和毀滅往往無以成奇文，偉大的作品往往是慘烈的、顛覆性的，寫作者把人間大慟灌注到字裡行間，不但刺痛了大地的神經，也讓讀者（觀眾）黯然自照，心生哀憐。這個世界悲慘太多，傷害不斷，可是在這個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更熱衷於製造喧囂，更習慣於消費一切，還有誰願意探尋悲劇的源頭，有誰願意汲取悲劇的力量？有些苦難是不可捉摸的，有些缺失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面對種種幸與不幸，你只能為命運嗒然嘆息。人為什麼活著？活著有沒有理由？活著需要理由嗎？如果必須尋找一個理由，又該是什麼？我一再問自己，又總陷入虛無，找不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某些切身的體悟也只能當作自我安慰的藉口。所以有時候只好認為活著便是尋找藉口，只要不願放棄藉口，就一定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那麼，對人類來說，哪怕相互之間差別再大、分歧再嚴重，也許有一個藉口是共通的，那就是發自本能的愛，對生命對自身的愛，對他人對塵世的愛，正因有了愛，人才不會絕望，才能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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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前蘇聯作家瓦連京•拉斯普金的小說《活下去，並且要記住》（吟馨、慧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5月版）就是一部歌詠生命歌詠愛的作品。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沒有驚心動魄的場景，簡簡單單的幾個人，故事甚至也有點單調，作者就是那樣不緊不慢，像冰雕藝術家那樣，用一把柔婉的刀子，刻出瑣屑而縝密的印痕，幾乎每一處都細緻入微，真切而又冷峭，字字句句都足以打動人心。很難想像，假如沒有那種繁複的、甚至有點絮叨的敘述，這個故事還會有多少韌度，如果去掉那些翻來覆去不厭其煩的「重複性」情節，也許這個故事就會立刻變得索然寡味，平庸不堪。
這個發生在1945年冬天的故事是平緩推進的，作者只不過在不斷堆砌那無法規避的命運的石礅，直至把主人公完全壓跨，只能以結束生命作為最後的了斷。儘管如此，作品的支撐點還是「活」，是那種「活下去」的渴望。通過納斯焦娜的死，拉斯普金提醒人們「要記住」的還是「生」：無論生活多麼沉重，永遠都不要放棄生存的信念。
誠然，小說是在控訴戰爭，展示出的卻是偉大而又卑微的人性。在蘇聯衛國戰爭即將結束時，傷兵安德烈從醫院逃回西伯利亞故鄉，只能村子外的荒山老嶺躲躲藏藏，苟且偷生。為了保證他的安全，維持他的生存，妻子納斯焦娜始終誓守秘密，一次次越過安加拉河，頻頻與他相會，給他送去食物、獵槍、蚊帳等生活必需品。小說就這樣兩頭鋪開，一條線敘述困頓無助、提心弔膽的納斯焦娜在河這邊費盡周折，偷偷摸摸為安德烈提供「後勤保障」；另一條線則敘述惶惶不安、缺吃少穿的安德烈在河那邊焦急地等待納斯焦娜前來補充補給，也補充溫情和安慰。這兩條線時分時合，正像納斯焦娜與安德烈一樣，被一條河遠遠隔開，只能偶爾見上一面。然而這種膠著的狀態並沒有絲毫令人樂觀的餘地，他們只能無望地、消極地等待著，只能一天一天地挨下去，忍著，對付著。儘管安德烈變得像個「妖怪」，還學會了狼叫，儘管納斯焦娜的負擔日益沉重，可他們倆還是「套在一輛車上」，彷彿正是因為這種連在一起的絕望，使他們之間的愛變得純粹而且炙烈，讓他們甘願「死在一起」。也許正是種不計後果的愛最會創造奇蹟，多年不育的納斯焦娜竟然有了身孕。對小說來說，這個意外使本來平板的情節出現了起伏，原本沉悶的節奏也一下子緊張起來。更重要的是，對故事的主人公來說，這是更為嚴峻的考驗，安德烈可以繼續躲下去，納斯焦娜可以繼續偽裝下去，但是鼓起來的肚子是藏不住的，所以，他們的抉擇就使故事的走向出現了搖擺。在這種境況下，安德烈偏偏要挑戰業已岌岌可危的事態，非要留下這個孩子，因為他寄望於留下後代，既然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那麼確保孩子的出生就是最好的結局。
納斯焦納說：「安德烈，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已經慌了手腳。」
安德烈說：「納斯焦娜，命中注定的事，你再逃也逃不了，不管你怎麼違背它，它還是我行我素。」
——在這種情況下，只好被動地跟著時間往前走，雖然若無其事，但真相終要敗露，納斯焦納亦被推到最為薄弱的邊緣，似乎一捅就破，然而她的承受力仍然驚人地強大，婆婆罵她找野男人弄大了肚子，公公再三盤問她安德烈的下落，她還是守口如瓶，不惜玷污自己，甚至不惜污賴他人，為的只是掩護丈夫安德烈。不過，她最終還是沒熬到孩子出生：為了不暴露安德烈，也為了「求得永恆的解脫」，在給安德烈報信的途中，她被人追蹤得走投無路，投河自盡了。
在整個故事裡，安德烈都是一個逃避者、索取者。「你什麼都別去理睬，把心事通通扔掉，只顧給我生孩子。」「不過，再一次提醒你記住，你要是對誰說了我在這兒待過，我可饒不了你。我的陰魂也會來找你算帳。」這些話都出自安德烈之口，納斯焦娜養活了他，卻未贏得他的信任，為了活命，他變得自私又多疑，一切都以自己為中心，全不顧妻子的處境。然而納斯焦娜卻還是心甘情願地、義無反顧地遷就、安慰著安德烈，因為害怕丈夫失去活下去的勇氣，她曾向安德烈許願說：「要是你走絕路的話，我也決不再活下去——你可要記住啊。」小說的題目大概即源於此，納斯焦娜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安德烈的自尊，並把渺茫的希望寄託於戰爭的結束和孩子的出生。然而她等到了戰爭結束，卻未等到孩子的出生。結果是納斯焦娜走上絕路，安德烈聞風而逃。
不知作者是不是在有意做出種種對比，以納斯焦納的堅忍、柔弱的愛來對比安德烈的外強中乾，以夫婦二人的卑微、恐懼在而又渺茫的愛情來對比戰爭（以及戰爭觀念）的暴虐和不人道，以個人求生的本能對比社會律令和國家規範的冷酷，從而對人類自身的反人性、反理性行為提出了痛切的控訴。活著是美好的，愛是美好的，可這美好又是那麼脆弱，有時候你越是追求它越是痛苦，有時候你不得不親手毀滅它。在強大、僵硬、殘酷的社會機制中，個性和自由是可望不可即的，甚至俗世的幸福也被分解得支離破碎，處在這等嚴峻的生存環境中，保住生命已經難能可貴，如果再去奢求情感的需要，內心的熨貼，就不單是跟整個社會過不去，也是跟自己過不去了。然而，安德烈偏偏是這樣的男人，納斯焦娜偏偏是這樣的女子，他們偏偏脫離了「正常」的軌道，成了為社會「正統」所不容的人。「社會」就是那麼虎視眈眈，不依不饒。就像安德烈一樣，你可以逃走，可以一意孤行，可你一旦做出選擇，就只能接受懲罰。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既然你越位了，就不可能重新復位。所以，這種情況下，能夠容忍他的，只有被社會遺忘的荒野，而納斯焦娜要容忍他，也必須與社會悖離。
但是，誰又能割斷對社會的依賴，誰又能擺脫社會的挾制呢？通過安德烈，分明能夠看出，雖然他要吃飯穿衣，還要兩情相悅，但也學狼叫，吃生魚，甚至還去偷牛犢，可見，在那樣的生存環境中，他變得自私、殘暴，人性在慢慢退化，露出了動物式的野性。與此同時，納斯焦娜則在竭力維護他的人格、竭力把他拉回人間的溫情中。所以，納斯焦娜顯示出一種母性的寬廣無私的愛，不但要撫慰安德烈心靈的創口，還要拯救他日益迷失的靈魂。在納斯焦娜身上，顯示一種不計得失的聖母情懷，她帶著深深的負罪感和羞恥感，替安德烈分擔¬——其實是承擔——逃亡的罪過、恥辱，她把羞愧藏在自己心裡，一個人，挺著，撐著，「不去尋求公道」，也「並不抱怨」，只是「把自身置之度外」，毫無指望地承擔、再承擔。那麼，是什麼力量讓一個纖弱的女性，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窩藏一個背叛國家利益的逃兵？這裡當然首先出於親情，出於愛，使她能夠毫不猶豫地尊從安德烈的警告（安排）；另一方面，大概還在出於對生命的憐憫，出於對安德烈作為人的尊嚴最起碼的看重。在那樣的情況下，假如納斯焦娜也無法容忍自己的丈夫，無疑會把安德烈推向更為無助的境地，那樣的世界豈不更令人絕望？所以，我願意把納斯焦娜比作人類生存的信念的守護神，儘管安德烈的表現並不出色，後來甚至完全成了見不得陽光的縮頭烏龜，可納斯焦娜還是甘願「馴服而順從地預設了所發生的一切」，她不認為那些苦難是誰強加的，而是「她所應得的」，她只是領受著，彷彿到世間來，就是為了受難。
就像《新約》記載的那樣，假如耶穌不上十字架，人類也許永遠不會明白生的價值。在《活下去，並且要記住》這部小說中，假如沒有納斯焦娜的死，也許我們就無從感受到大美大善的愛。納斯焦納以她的絕望刺痛活著的人，正因她絕望的承擔，才會讓生者看到希望，讓人們不會接著絕望——必須記住：在我們犯下罪過時，還有人在愛我們，還有人在主動承擔罪過，有人在默默贖罪！
讓我略感詫異的是，這樣一部拷問民族靈魂、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品，會在蘇維埃時期寫作、發表出來（1974年），並且獲得了蘇聯國家獎金，或許這也正是俄羅斯民族的可貴之處。再來看我們的文學作品，又有多少文字直面歷史直面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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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電影《冷山》（Cold Mountain，意譯應為「寒山」，安東尼•明格拉導演）也是一個逃兵故事。戰爭加愛情——在這個俗套的模式中，它幾乎具備商業大片所需要的一切基本元素：既有極具衝擊力的戰爭場面，也有如詩如畫的自然風物，既有血腥的屠殺和驚心動魄的追殺，還有滄桑悲愴的鄉村民謠。當然，更主要的，它還有一個感人至深乃至略顯煽情的故事：一場穿越生死阻隔的愛情。這樣，從視覺，聽覺，到心靈，全都調動起來了，你也儘可以深入到187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的硝煙中，去感知人類何以塗寫歷史，何以生生不息。
有人把《冷山》比作《奧德塞》，因為它們的主人公同樣都經受了戰火的洗禮，同樣是歷盡磨難才回到故鄉。不過，《荷馬史詩》中的奧德塞是一位凱旋而歸的大英雄，而《冷山》中的英曼則是一個厭倦了戰爭、渴望愛情的小逃兵，從這一點看，他的情形與《活下去，並且要記住》中的安德烈大為相似。在電影中，英曼是聽從了愛情的召噢，毅然踏上返回冷山的慢慢長途，故事在英曼歸程和艾達的思念之間交錯展開，著眼於二人的漫長而又艱難的重逢過程，一邊敘述英曼艱難返鄉的過程，一邊以他的戀人艾達在故鄉堅強應對生活的困境遙相呼應。愛的距離由近拉遠，又由遠拉近，愛的實質也被詮釋得刻骨銘心。然而當他們衝破艱難險阻走到一起時，英曼最終還是倒在了「自衛隊」追殺「逃兵」的槍下。與小說《活下去，並且要記住》相比，電影《冷山》的衝突性、戲劇性更強，男女主人公也都性格鮮明，他們敢愛敢恨，敢於反抗，勇於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雖然都是悲劇性結局，電影《冷山》的色調無疑更明朗些，甚至它那生硬的尾聲（英曼留下了遺腹子，活下來的人都生活得其樂融融）也是在努力製造美好的鏡象。之所以如此，除了電影本身投合觀眾的需要，大概還跟美利堅那種新大陸精神有關，要反對戰爭，就大張旗鼓地反對戰爭，不管收穫戰爭的果實是南軍還北軍，要歌唱愛情，就聲嘶力竭地歌唱愛情，不管那愛情是否合乎時宜是否適應形勢。所以，在影片中，不但著力表現了主人公頑強的抗爭力和生命力，也沒有忽視那些在戰爭的煎熬中仍然保持善良、樂觀的「大多數」，正是有了許多人的關愛，英曼和艾達的愛情才不會陷於無援的絕望。
比之《冷山》，《活下去，並且要記住》無疑是淒冷的，或許這與小說面對的故事焦點有關，試想英曼潛回故鄉之後，是不是也會像安德烈一樣永無出頭之日呢？懷孕的艾達是不是也會像納斯焦娜一樣有苦難言呢？如果把兩部作品放在一起看，它們更像一出完整的跨國大戲，《冷山》的演繹的是跌宕起伏的前半場，《活下去，並且要記住》截取的則是更具心理張力的後半場。《冷山》以武力（暴力）衝突陪襯人之至愛，《活下去，並且要記住》則以不露聲色的心理衝突昭示人類求生的本能。同是反觀戰爭，相對來看，當是小說《活下去，並且要記住》更發人深省些，因為它揭示了人類更為隱秘的焦慮與缺憾。
但是，我還是懷著憐惜的心情看待《冷山》，甘願被那直白、執著的愛情打動，我珍視那種從不輕易絕望的精神，也要在自己的心裡注滿熱誠。正因如此，我才第一次因為看電影產生閱讀原著的願望，所以猶豫再三，還是買了一本小說版《冷山》（[美]查爾斯•弗雷澤著，周玉軍、潘源譯，接力出版社，2004年5月版），雖然有人說它是二三流作品，我還是相信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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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逃兵」總是可恥的，哪怕他的理由再充分。求生也好，求愛也罷，在戰爭、國家的大背景中，哪裡還有自我選擇的空間？所以，如果按照常規評斷，安德烈、英曼、納斯焦娜、艾達肯定都是走上末路的人，他們都背棄了國家、大家的利益，被微不足道的個人得失牽住了鼻子。好在人類還沒忘自己首先是一個「人」，我們還沒忘記用人的目光去審視那些不守常規的人。像拉斯普金、弗雷澤這樣的作家，就是從逃兵身上看到了被人類普遍忽視的基本權力，那就是拒絕屠殺的權力，更是拒絕被屠殺的權力。
求生是人的本能，自我保全是人的本能，當生命受到威脅時，逃命也是人的一種本能。那麼，戰爭，殺戮，進攻，是不是也是人的本能？我想，處於野蠻時期的人類或許需要這種本能，但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目前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應是完善自我，達成普遍的諒解和平衡。然而，人類並未停止相互仇視、相互殘殺，局部戰爭、恐怖襲擊仍在以各自神聖的名義製造著一場又場的血腥。在重重血腥的浸染中，敵對雙方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雙方也都可能出現貪生怕死的「逃兵」，不過，假如雙方的「英雄」意識都淡泊些，假如雙方都不是那樣驍勇好戰，假如雙方都產生大量的「逃兵」，那麼暴力衝突會不會得以緩衝乃至消解呢？當然，與國家利益、民族尊嚴比起來，這種想法未免幼稚，一當戰事發生，公民就必須為義務而戰，這是人類共同遵循的慣例，你只能聽從差遣，沒有絲毫選擇的餘地。
據美國《新聞週刊》報導，海灣戰爭期間，薩達姆為了懲罰「不願入侵科威特」的逃兵，竟然割掉了3500人的耳朵。這場「割耳戰役」持續了三天，從1994年的5月17日到19日，遍及伊拉克所有城市。逃兵們留下了恥辱的標誌，即使四年後被「大赦」，他們也因此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老婆，只能把這「失耳之痛」攜帶一輩子。
此方有逃兵，彼方也有逃兵。自2003年美伊交戰以來，就有媒體多次報導美軍官兵休假後不歸隊，或者擅離職守，甚至有人脫下軍裝、穿上阿拉伯長袍當了逃兵。據披露，目前駐伊美軍逃兵總數已超過5000人。在這些逃兵中，還出現了兩個逃得更「離譜」的人，一個是18歲的布蘭登•休伊，一個是25歲的傑里米，他倆不僅逃離了即將開往戰場的部隊，而且還在加拿大尋求避難，甚至現身說法，在媒體面前公開指責布希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違反了國際法。布蘭登•休伊說：「這（伊拉克戰爭）完全是建立在謊言上的一場戰爭。如果不願意參加這場戰爭，我認為，（逃往）加拿大也可以是一個選擇。」傑里米則說：「我認為在伊拉克發動戰爭違反了國際法，因為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不會參與這場戰爭。」
也許這就是逃兵的尊嚴吧。無論失去耳朵的伊拉克逃兵，還是失去祖國的美國逃兵，他們失去的已很多，唯獨沒有失去尊嚴。你可以罵他膽小鬼賣國賊，但你不能罵他沒有良知，不能罵他沒有人性，不能罵他沒有寬廣博大的愛。
但是，誰肯給逃兵應有的尊嚴呢？對於怕死的逃兵，似乎怎麼處置都不為過。就拿美國來說，按照軍事法，在戰時逃離戰場，通常會罪加一等，嚴重者還可能被判處極刑。最近美軍事法庭即以擅離職守罪判處卡米洛•梅希亞——一名據稱出於「反戰」動機失蹤的美軍上士——一年監禁。美國國內的輿論普遍認為，一旦戰爭結束，強硬的美國軍方定會找這些逃兵秋後算帳，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那兩名逃到加拿大的士兵。但是，人類畢竟在前進，人們對「逃兵」的態度也較之從前寬容。在電影《冷山》中，逃兵英曼不就被塑造成了一個正面的「英雄」形像嗎？與一百三十年前的美利堅合眾國相比，與六十年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相比，2004年的梅希亞沒有像英曼那樣死在同胞的槍口下，休伊和傑里米也沒有像安德烈那樣變成難見天日的野人，至少他們的生命沒被隨意剝奪，像傑里米還可以與妻子兒子在異國團聚。
1998年6月29日，柯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引用了胡適先生一段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這位美國總統拉出北大前校長當然不純乎跟北大學子套近乎，大概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進行自我表揚，販賣他的自由理念。不過我們倒可以拿這段話來理解美國逃兵，胡適還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或者可以問問柯林頓，梅希亞、傑里米是不是在為國家爭自由，是不是為國家爭人格？他們是不是在努力不當「奴才」呢？儘管這種奮鬥可能會被判為「個人」的、違例的，然而自來科星頓的槍聲響起，正是「違例」造就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民族，正是因為有了不斷逃出、勝出的「個人」，其國民性才得以提高，公民的自由精神才得以昇華。也正因這種文化背景，才會出現「勇敢」的逃兵。
人類會徹底結束爭鬥嗎？面對這個令人悲觀問題，我們還要滿懷期待。在那次演講中，柯林頓曾提出「必須享有心靈上的自由」，而胡適也曾說過，「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的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謂內心與外力，應當是相輔相成的，所以胡適又多次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單個人要有「大膽懷疑的自由」，社會也應有對異己「容忍的氣度」。（《容忍與自由》）所以，我們亦無妨認為，「逃兵」也有權力追求自由，至少有權力保護自己的生命，或者再往前延伸：一個人，應當有選擇戰與不戰的自由，應當有對社會倫理、集體意志進行判斷的自由，進而具有中立乃至規避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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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才終於接近了我要尋找的藉口：做一個中立的人，帶著容忍，帶著愛，自由地活在世間。這時，弗雷澤在《冷山》扉頁摘引的兩句話也玄機乍現：
「很難相信，在靜謐的樹林和微笑的田野間，生物正無聲地進行著可怕的戰爭。」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一句出自英國進化論者達爾文，一句來自中國唐代詩僧寒山。通過東西方兩位先賢，弗雷澤無非是在為他的小說破題：可怕的戰爭無所不在，詩境中的寒山卻幾乎無路可循。這樣想去不免令人無奈，然而，我還是願意帶著幻想和感恩，活著並愛著……


2004年8月17日-23日初稿
2005年6月4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