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最好的兩個片兒之一

張藝謀的片子，不經意間我才注意到，差不多是都看過了的。從攝影的《一個和八個》開始，到執導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打住。甚至他主演的兩個片子，吳天明的《老井》和程小東的《古今大戰秦俑情》，都看了。

之所以要講「不經意間才注意到」，是因為我壓根兒稱不上張藝謀的影迷，並沒有系統地去「看」（或者稱「想」）他的片子。也即是講，他的不少片子，是看過了即全體還給了他的，留不得什麼印象。

之所以要將《秋官打官司》單提出來，是因為這實在是張藝謀影片中最得我心的兩個之一。

影片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我倒是讀過，怎麼講呢？這樣吧，小說給張藝謀提供了個故事藍本，刺激了他的所謂靈感，僅此而已。

好的現實主義影片是有力量的，這個「力量」夾雜著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在虛假造作的影視生態中，這股「氣」甚至是風，是狂風，席捲而來，摧枯拉朽，能將虛偽的、矯飾的、糊弄人的一掃而空。

這種「力量」來自於作者的立場，作者的態度，作者的判斷，張藝謀在拍《秋菊打官司》，和賈樟柯在拍《三峽好人》，我想在此點上，是差不遠的。如果講作者的能力決定作品的質量的話，那麼作者的態度即決定了作品的靈魂。在拍《英雄》的張藝謀和在拍《秋菊打官司》的張藝謀是不同的，這個不同，不能簡單解釋成是個人立場、態度的轉變問題，更大程度上是個有限的社會資源集中所造成的問題。拍《英雄》的張藝謀掌握了更多的資源，這些資源是他既往的能力的肯定，是個褒獎，與此同時，劇烈匯聚的資源也將作為作者的張藝謀不斷架高、架空，走向有熱情有能力，卻不能佔有資源的叛逆者的反面。諷刺的是，這個反面正是張藝謀們曾經面對，並且與之抗爭過的。

拍《秋菊打官司》的張藝謀，即是有熱情、有能力的。

《秋菊打官司》的第一個鏡頭，即一舉奠定了全片的調子。攝影機被安置在西北某個小城鎮市集的道路中間，固定機位，一人高視角，熙熙攘攘的人群不間斷的與之「擦肩而過」。這個長鏡頭與賈樟柯在《三峽好人》的開頭，緩慢地逐個掃過眾多船客的長鏡頭何其相似！都是個平視的姿態，並未人為地賦予鏡頭前的人和環境什麼涵義，好像不意間進入了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小小的環境，故事就此鋪陳開來。要深究二者的不同，我看是張藝謀更喜歡鏡頭中出現鮮活生動的東西，讓你感到生活的「撲面而來」，而賈樟柯則偏好靜態地凝視，讓鏡頭舒緩地移動甚至定下來，「凝視」本身即具備了一種思考的意思。比方，《秋菊打官司》的開頭長鏡雖然是定的，但是人卻是動的，鏡頭像被安置在河流的中央，畫面充滿了流動的人群。而《三峽好人》中的長鏡，緩緩移過一張張面孔，鏡頭是動的，人卻是靜的。其中的區別，我想，前者側重在環境，後者側重在人。前者的「動」是活躍的、情緒化的，後者的「靜」則多了層冷眼旁觀的審視和思考的意味。這個區別與張和賈兩個人的影片給我的印像是合的。

秋菊就在這樣水流般的人群中「隨意地」走到鏡頭前來的，小妹拉著車，秋菊挺著大肚子走來了，鏡頭帶領著觀眾的注意（好奇），順勢就剪到他們那裡去了。從側面拍他們，模擬了「轉頭看他們」，鏡頭保持了和秋菊三人的距離，鏡頭和他們之間不斷的是人行過。前面是小妹，後面是秋菊，鏡頭還讓觀眾注意到了板車上臥著個人，直到他們走出鏡頭（我留意了下，事實上並未走出鏡頭，板車出去一半就接下個鏡頭了），這是本片的第二個鏡頭。

第三個鏡頭似乎與第一個鏡頭一樣，都是個固定機位拍他們從人群中走來，但是略微注意還是能看出差別的，即是秋菊三個更從人群中突出，於是與鏡頭視角重合的觀眾的注意便全在秋菊三個身上了。這是片子的第三個鏡頭。

第四個與第二個相仿，走出鏡頭才接第五個「走來」的鏡頭（用「走來」、「走出」交代他們到「衛生室」的時間過程）。第五個鏡頭中，秋菊喊妹子停下來，說「到了」，接第六個鏡頭從側面拍，背景是「衛生室」的門口和掛在門口的牌子。第七個自然是由室內向外拍他們進來的了。

首先得說，這個開頭算不上多創新或者多有技巧，電影中的主人公「從人群中走到鏡頭前來，展開故事」，是個挺老套的辦法。但是我覺著這幾個鏡頭拍的是真好，好在哪裡？以我有限的分析能力，只談兩點。

一是老套的未必是不好的，老套的就是不創造的，依舊例的，老被使用的，而之所以老被使用說到底還是因為它好用嘛。與眾不同往往意味著行不通，我欣賞創造，欣賞個人風格，但是創新不意味著要把片子刻意地搞的那麼「不好看」，比方王超的片子，這哥們兒的長鏡頭那是悶不死人不罷休，後來看《江城夏日》，終於不擺弄悶到死的長鏡頭了，但是片子還是不「好看」。依我看，自己的片子都不能拍流暢了，拍好看了，憑什麼還瞧不起人家好萊塢？我看，創新個前提是你至少得能來老套路吧，不然你革命了半天，革了誰的命？想跑還得先學走路不是。

二是這個片子的環境感很棒，像鏡頭前總不只是個主人公，人來人往，走進走出，衛生室由里向外拍秋菊三個進來，鏡頭前一個中年男子在劈柴火燒爐子，環境一下子就出來了，很真實，很生活化。這種紀實色彩重的影片很喜歡這樣搞，確實也出效果，但是搞得好賴不單單是個技巧的問題，還得看創作有沒有生活，一個小小的「虛假」的瑕疵被揪出來了，對影片逼真性的營造是致命的。《秋菊打官司》在這方面做的就很好，飾演村長的雷恪生講拍這片子前他們下去體驗生活，在農村一待就是兩個月，因為他自己是演話劇的，要扳自己「演」的痕跡重的毛病。反面的例子比方最近的《盲山》，不少地方就不夠真實，環境感不強，甚至有局部能把觀眾踢出環境的硬傷。

說這兒吧，困了，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