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商人的鈔票和被侮辱與被毀滅的

華潤置地應該是給了賈樟柯很大一把鈔票拍《二十四城記》，作為回報，賈在片中加有售樓小姐詳細地向趙剛介紹那個「二十四城」的樓盤，當她說到樓盤裡保留了一部份舊廠區的標誌性建築時，我都覺得心動；扮演八二年生小女孩的趙濤（令人噴飯，她怎麼也有三十好幾了吧）飆著眼淚說：「我現在就是想賺錢，給我爸媽在二十四城買一套房子，我知道房子很好，但是我一定能辦到……我是工人的女兒……」《二十四城記》原來是關於被侮辱與被毀滅的那些人和他們記憶……

我們之所以愛死了賈樟柯，是因為他鑿實有才氣，由他詮釋的電影，哪怕是這麼一部給地產公司做的宣傳片，都冒著火花與生機……

《二十四城記》似乎原來根本就是部紀錄片，八個工人弟兄正面或側面鏡頭。無論是被安排的，還是剪輯使然，他們合共講述了同一段緊湊的個人與420廠（？）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把個人史與大歷史相結合是賈樟柯一直的主題，這些工人和他們與之共患難的420廠軍工廠對我們來說陌生又熟悉，「這裡面一定會有你自己」宣傳冊說，我說「或者咱爹咱媽」。

我與共同觀影的蔻總都有相似的童年，那時父母都是同一個國營單位的工人或幹部，我們曾經居住在幾乎自成體系的單位家屬大院。只是那時，我在廣州、蔻總在重慶；我父母在運輸公司，她父母在煤礦。我的母親1977年被分配到廣州，直到去年退休，母親都不會講粵語，她也根本沒有必要講，因為單位都是各地普語區來的同事，本地人很少。孩子像我和蔻總，都在單位的幼稚園、或者小學中學就讀，然後慢慢地、背著某某單位的標籤（tag as XXX），接觸單位大院以外的世界。只是「單位」留給蔻總或我的記憶沒有多少榮耀，反而多了對當時當地、以致今天仍存在的不適應，我記得不會講方言的我被當地的小朋友排斥；對蔻總來說，還有體制改革給家庭帶來的改變。蔻的父母下崗以後就開始做生意，後來他們從重慶來到北京，開始與朋友合夥做批發的生意，慢慢開起了自己家的超市，蔻總來北京讀研究生，這家人至今還沒有北京站住腳，比起這片土地上更多的工人與工人的孩子，我們已經是花朵……

喲賈，你又一次觸到了我們心裏面柔軟又永遠新鮮的切口，蒙灰又清新的鄉愁，然而竟是在這樣一個超現實的語境裡……

和扮演八二年生小女孩的趙濤同樣令人噴飯的還有陳沖、呂麗萍和陳建斌，以及聯繫講述者的「靜態鏡頭」。賈愛趙濤的程度可以和顧長衛恨蔣雯麗的程度相提並論，趙濤根本沒有身著EXPECTION出現在此的必要（同樣的《立春》裡的蔣雯麗根本沒有那麼醜陋的必要），但是趙濤不僅來了，還講起了重慶口音成都話、扮作一個八二年生的一個世俗女孩、在鏡頭前面「演講述」。可能真實世界裡的工人們實在太動人，呂麗萍和陳建斌「演的講述」讓人本能地覺得，他們根本就不屬於這420廠，不屬於這個世界。賈導演莫名其妙的「靜態鏡頭」（實在不知道怎麼稱呼這種人在畫面里不動的鏡頭，我想是來自《三峽好人》中許多像景物寫生一樣效果的鏡頭，但是在這裡顯然是沒有控制好）也到了快要引起笑場的地步，導演非常識趣地及時自嘲——我們為表敬意而強忍的笑聲才得意暢快地噴發……

我可能一直會陷到這個「真實vs.虛假」的坑裡爬不出來，直到陳沖地降臨。我愛慘了陳沖。從《太陽照常生起》時那個愛男人愛到骨肉裡的女醫生起，陳沖就頂著那一朵「姣婆紅」（粵語了）的光環鮮活了起來，攔都攔不住。在陳沖搔首弄姿地說「他們說我像電影（1982？年劉曉慶、陳沖、唐國強主演的電影《小花》）里那個小花，從此就叫我小花了」的時候影院裡竟然沒有鬨笑起來，想必是同場觀影的人電影素質太低，沒幾個人了解當代中國電影（想起開映前博士姐姐坐在門口地上皺著眉說：「今天怎麼沒見到幾個岑頭的人啊」），驚喜陳沖演繹的孤獨一生的廠花之餘，哀悼賈把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又講成了一個內部笑話……

不想再細數，導演如何如何通過個人史、工廠史地結合，以一個側面重塑了中國半個世紀的社會變遷——那是影片公關和坎城評委關注的面向；這部為了紀念華潤70週年的影片，硬是被賈樟柯拍成「紀念國有工廠的逝去」；冤大頭華潤眼看就要名利雙收了，而賈為中國電影的進步又做了巨大貢獻，不僅僅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導演的才華與氣魄，他還活躍了市場，令投資商得到回報、樹立了信心，為今後中國電影的融資建立了一個可操作的成功模型： 紀錄片是不好拉投資的——雖然賈老師名氣已經很大，但是房地產公司也是有常識的，知道做紀錄片沒名沒利；賈大師用《二十四城記》重新演繹了「名導演+大明星+故事片」，告慰了幾乎所有人……



僅你誆錢的一片
已經足以讓中國電影榮耀一年


（僅你消逝的一面，已經足以讓我榮耀一生——原作）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