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

世人喜歡談論XX三部曲，也喜歡東施效顰。關於基耶斯洛夫斯，人們大多只會談論紅白藍三部曲，外加《兩生花》，似乎就足以代表導演的全部；人們也喜歡在電影中模仿三種可能性，直到《羅拉快跑》這些爛電影的氾濫。不得不承認，基耶斯洛夫斯距離我們太遠了，好像他不曾存在過那樣。

用導演的名字來作為隨筆的名字，恐怕有著奇特的張力。憑心而論，《機遇之歌》可能是基耶斯洛夫斯最好的作品，至少比後期的紅白藍好多了。這部電影完成於1982年，直到1987年才可以在嘎納亮相。這恰好是我跟我姐姐出生的時刻，而主人公不斷重復出示自己的出生資料，也是我父母的那個時代。是的，那個時代在我們八十後、九十後早已模糊不清。但正因為這樣，它作為「這一個」時代更深刻地銘記在我們的靈與肉之間。提到基耶斯洛夫斯，提到中東歐，提到昆德拉，提到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提到各種試驗、失敗、無神論、信仰缺失、自由的虛無，甚至還有劉小楓那本著名的《沉重的肉身》——這似乎是我們貧瘠的心靈所能浮現的視域。

政治與做愛，是不朽的好題目，奇妙的對子，也是易朽的陷阱。後期基耶斯洛夫斯不知為何不怎麼談政治了，唯一不會缺席的是各種做愛/肉體鏡頭。我以為這是失敗的嘗試或純粹過渡的階段，或許在他最後的計劃還會談論宗教與政治。討論政治之所以可貴或必要，不是因為基耶斯洛夫斯對政治有多深刻的洞見，多尖銳的批評。政治說到底是極度無聊的事物，但它是必需品。就算你不追求，不接觸，它也會像飢餓那樣追擊你，像鬼魂那樣纏繞你。待在「西方自由世界」久了，似乎只能談論愛情上的忠誠與背叛，因為政治已經破滅了，沒什麼好談了，自由勝利了，曾經的信仰被徹底打倒了……昆德拉的創作也走向這樣的頹勢。真正偉大的作品，不是在流亡的路上、用外國語言或思維成就的，而是活在苦難中以異樣子罪惡的語言創作出來的。在家鄉中你必須像個異鄉人那般生活，在外國中你必須像個本地人那般生活。這是人性的面具，藝術的虛構，哲學的智慧。自由的可怕在於它的過度美好，美好得令人陌生乃至害怕。近期相關的表達可以參見《我在伊朗長大》。

回到《機遇之歌》。事實上，不存在所謂的三種人生可能性，所謂存在主義的選擇與自由、存在與虛無的問題。基耶斯洛夫斯對這些玄想不感興趣，或者說藝術家理應拒絕這樣的抽象。他也不是執著於政治的紛爭、性與愛的糾纏，過去與未來、記憶與遺忘的辯證統一。不，這些都跟基耶斯洛夫斯無關。他只是在講一個人，一個故事，一個不會逝去卻已逝去了的時代。所謂三種可能性，只是表達手法，不是待選或等待實現的潛在。三種可能性所蘊含的所有因素都是真實的，都與男主角密切相關。透過這三種可能性，三種結局才能更完滿地表現男主角。環境決定人這一論點是幻覺，從來就不存在什麼決定論，只有真實的生活。男主角作為一個正直的人，他就那麼生活，無論結局怎樣。他的痛苦，在於那微妙的使命感、信仰、愛、生或死的喪失與重獲。

基耶斯洛夫斯悲觀嗎？這樣的問題無聊透頂。當我們如此發問時，根本就不尊重藝術或思想本身，因為發問的對像隻是自私地指向我們自己。我們斷定基耶斯洛夫斯是個悲觀的傢伙時，其實是在承認和嘗試原諒自己的脆弱無知。基耶斯洛夫斯的電影只是提供一個器官。它可以是張大的口，猶如電影開頭那樣飛機爆炸瞬間男主角的反應。它可以是手持手術刀的手，移動著解剖你曾經認識並討厭的人的屍體。它可以是冷淡的眼睛，眼看彈簧玩具從樓梯逐級下墜，像垂死的人那樣搖晃。它可以是做愛中的生殖器，體驗不同的身體，身體遭受不同的過去，穿梭於未知的時空。當然，它還是拼命奔跑的雙腿，在與時間、機遇、命運本身賽跑，卻一直走在獨屬自己的生命之路上……

我曾與ono討論過基耶斯洛夫斯與昆德拉，她也寫過相關的文字或圖像。這篇不起眼的評論是獻給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