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還是打破？—回憶四年前的老電影：The Hours

前段時間，七微和風兒在群里針對一個問題，進行了細微的辯論。主要是風兒認為，女人只想主宰自己的幸福 。但我們親愛的七微說，女人最想主宰的是自己的人生。毫無疑問，我是站在七微這一邊的。而這個問題，在七微的blog里，又被無限放大了。

這使得我不由自主地回憶到了，四年前看過的一部電影。當年的尼科爾·基德曼，憑藉這部電影，在離婚後完成了完美的轉身，一舉拿下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座奧斯卡小金人，獲得了她的第一個奧斯卡影后掛冠。

那部電影就是我到現在，依然還想再看一次的《時時刻刻》，也叫《小說人生》，英文名是《The Hours》。

這部電影拍的非常精妙，人物節奏把握的也很好。三個小段落看似脫節，實則息息相關。

女性的生命意義究竟是什麼？是生育後代還是勤儉持家？無疑，傳統意義上的女性，應當是為男性服務的。也就是說，幾乎絕大部份的人們，會認為女性的幸福，在於從屬於男人，有了男人，她們也就無憂了。更悲哀的是，這絕大部份人，還包括一部份不自知的女人。

或者也可以說，正是這一部份不自知的女人，構成了這個社會一開始就存在的生物鏈。男權和女權這兩個名詞，也就是在這樣的生物鏈下，產生的怪胎。

我當然也沒有任何權利去指責，這一部份沉浸在男權世界，活得簡單而快樂的女人。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這是原則問題，我僅僅只是在表達我的一些觀點而已。

前段時間，有個在英國的老同學和我聊天，問我什麼時候結婚。我說朋友都沒，結啥婚。他立即便發來一個很驚訝的表情，好像我沒有朋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僅是他，還有很多人，包括一個高中時候就喜歡我的哥們，都覺得我沒有朋友，好像是件很丟臉的事，動不動就說我，一天到晚到處跑，還不如老老實實嫁人，老老實實嫁給他。

但我卻對他這樣的說法，感到異常的憤怒。也許對於很多女人來說，能結婚，組建家庭，就是一生幸福的開始了。但對於我來說，卻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我不反對結婚，甚至也很嚮往幸福的婚姻生活，能有個人愛自己，彼此相愛彼此包容，當然是幸福的。

但前提是，你得找個真正懂你的人，你得在結婚以後，一樣擁有強大的獨立空間，而不是被陷進無休無止的生活瑣事中。

1920年代的倫敦郊區布魯姆斯伯利，一個叫弗吉妮婭·伍爾芙的女人，蝸居在她的房間裡，開始寫她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戴羅薇夫人》(Mrs. Dalloway)。這是一個外表美麗氣質出眾的女人，她有著異常高挺的鼻樑，但眉宇間總是憂鬱雲聚。

在外人來看，她有著很完美的婚姻生活，非常疼愛她的丈夫，家境也不錯，不愁吃穿。如果是你，肯定會罵她，這麼不愁吃穿，丈夫又帥又疼自己，幹嗎還老沒事找事，在河邊自沉，大致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

但後來的鏡頭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弗吉妮婭·伍爾芙對她的姐姐有著奇異的迷戀情結，她的姐姐是畫家，叫范奈莎。她們對彼此著迷，或者說是沉迷於對方身上那種女性美，那種靈性和優雅的氣質。但她們卻沒有任何辦法去改變，她們可以在院子裡親吻，卻因為恐懼外人的到來，而開始刻意保持彼此的距離。

影片中有一些細節描寫，我現在大致上已經忘了，但那個細節卻讓我隱約回想起，弗吉妮婭的抑鬱症，正在日益嚴重。

後來的情節就是她的沉石自殺，穿著一雙後面破了個洞的襪子，在身上綁了塊大石頭，朝河水的深處走去。

想起了昨天晚上看陳染的訪談錄，裡面有一段話，揭露了這個社會本質的一面：

在一些傳統的文化觀念中，認為每一個個性化的個人是殘缺的，非普遍意義的，習慣於接受和認定被「社會過濾器」完全浸透、淹沒過的共性的「完整的人」，她們只是在張三李四的表象特徵上有所不同，而在其生命內部的深處，卻是如出一轍。她說的話，即是社會的話語。其實，我以為，在人性的層面上，恰恰是這種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個人特性的人，因而她才是殘缺的、不完整的、侷限性的。

我用這句話，引出第二段劇情。一位生活在二戰末期的洛杉磯的家庭主婦—蘿拉·布朗。

那天她正在準備她丈夫的生日派對，她和兒子在一起做蛋糕；但思緒總有些心不在焉，總會想起那本：《戴羅薇夫人》。

在外人看來，蘿拉的生活也是幸福而美滿的。丈夫事業有成，兒子聰明可愛，她無須在外面奔波，便可盡享二戰後優越平靜的北美中產階級生活。

但蘿拉的內心也是如同波濤，隨時起伏著；這樣看似平靜美好的生活，其實使她壓抑得透不過氣來，她的內心被失望和沮喪壓迫著。

一個女鄰居來向她傾訴，她喋喋不休，蘿拉安靜的聆聽著，上前給了她一個看似平緩的吻，吻在嘴唇上；女鄰居停止了嘴巴的勞動，像看著怪物一樣看她，最終落荒而逃。

蘿拉在兒子撕心裂肺的呼喊聲中，不顧一切的發動了汽車；她一邊流著淚看著後視鏡中的兒子，一邊義無返顧的往前衝，絲毫沒有停下車來的想法。

她把自己關在一個旅館的房間，吞服了大量安眠藥，她的腦中再次想起了：《戴羅薇夫人》。

在這個故事中，那個女鄰居就代表了陳染在她的書中所提到的，「屬於共性的完整的人」。但這樣的人恰恰代表了一種缺失，而蘿拉則是反向的。

其實如果單純的把這部電影看做是同志電影，有點大化小的傾向。事實上弗吉妮婭·伍爾芙和蘿拉需要的，並不是一種同性愛。很難說她們是不是真的對女性有那種性傾向，這種想法過於狹隘。

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那個觀點，女性的生命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於我來說，其實已經在《The Hours》的第三個故事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解答。

克拉麗薩·沃甘是一位居住在1990年的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女出版家，她是現代版的戴羅薇夫人，強悍且獨立，擁有極為個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空間。

她每天步行很遠的路，去照顧她的初戀情人—才華橫溢的詩人理察。理察在幾年前被查出患上愛滋病，形神枯槁，獨自一人居住在紐約的一間小黑屋裡。

克拉麗薩和她的同性愛人一起生活，還有一個已經成年的孩子；因為她想要孩子，便生下了她。但她真正精神上的愛人，卻是理察。她與理察在靈魂上深深相愛，同時又擁有獨立的自我，她的愛情平等而不受束縛。

影片中的克拉麗薩正在為理察即將到來的生日，舉行盛大的party，她衣著幹練的行走在紐約的街道上，為party採購物品，她的女兒成熟可愛，快樂滿足，不會受到母親的影響而去自尋煩惱。

看起來，克拉麗薩的生活無懈可擊，弗吉妮婭·伍爾芙和蘿拉·布朗所嚮往的那種生活，在她身上一一實現了。

但是影片的最後，她的那位詩人情人理察，因為愛滋病，對生命產生了絕望的情緒，無力面對這樣的人生，跳樓自殺了。

一場party變成了一場葬禮，克拉麗薩對此無能為力，但她依然頑強的生活著，努力再次籌備這場葬禮。

門鈴響了，一位蒼老的婦人進屋，再仔細看她面容，竟是半個世紀前離家出走的蘿拉·布朗，原來理察就是那個曾經追在媽媽的車子後面的小男孩。

三個女性，追尋自我的旅程，像是一場女性解放的公路之旅。這使得我不得不設想，女人的命運也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接受，一種是打破。

打破者，以實現自我為目標，不依存男人，她們遊走在精神和物質的邊緣境界，渴望得到世界的認同；接受者，她們對男人抱希望，無論是這個男人還是下個男人，她們的中心世界始終是男人，不缺物質，但精神貧瘠。

前者會為生命的獨立而執著奮鬥，後者則缺乏勇氣和堅守。

但這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意識取代了一切，於是幸福不分彼此。

所以即使女性的人生分為兩派，但我們亦無從指責；本來真理只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裡，絕大多數人是盲從而不自覺的。

無論女性成長道路上，究竟是應該接受，還是應該打破。首先你要認識到一條現實的必經之路，然後給自己做下最後的選擇。

電影的藝術本意是讚頌生命，或者揭露現實。我們看電影，不過是從中得到啟發，進而去理解命運更深的意念。

《時時刻刻》，通過弗吉妮婭·伍爾芙的小說：《戴羅薇夫人》，完美的使真正的女性電影在大螢幕中得到釋放。這一點，在女性解放的歷史上，都應該留有深刻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