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 業 情——《紅圈》裡的吳氏江湖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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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罪，即使一開始沒有，很快也會有的。」

警察局長對探長說的這句話，顯然是《紅圈》的點睛之筆，給整部電影定下了一個悲涼的調子。

最近有兩部電影把我迷得神魂顛倒，一部是《大菩薩嶺》，另一部是《紅圈》，都可以看作是舉重若輕的典範。岡本喜八和梅爾維爾兩位導演對各種形式上的手段都極其嫻熟，只管信手拈來，不動聲色地以一種冷峻的風格講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人物介乎善惡之間，意蘊若隱若現，看了以後卻讓人像吸鴉片一樣上癮，只想對這兩部片子知道得多些，再多些。關於《大菩薩嶺》我知道東遇西君已經寫了洋洋萬言來闡述，我只好來試試談論一下《紅圈》，可惜無暇深究，就當是影迷被震撼到之後的自言自語吧。

《紅圈》這個名字，來自片頭引用19世紀印度教聖人羅摩·克里什那的一段話：佛陀曾經用紅筆劃了一個圈，說：「當人們註定要相遇，就算他們一無所知，不管他們遭遇為何，不管道路迥異，在那一天，他們自會在赤環內不期而遇。」

這段話和「人皆有罪」一樣，構成了《紅圈》的基調，那就是「宿命」與「原罪」。片中所有人都有罪，包括警察等所謂的白道，而黑白兩道各路人馬循著各自命運的軌道踏入了「紅圈」，展開了意志與信念的較量。

作為一部純男人戲，影片的四位男主角（是的，包括那位警察）各有各的精彩，而且都個性十足。阿蘭·德龍扮演的高爾為了出獄後的生路，答應一位獄警的請求，趁假釋的機會打劫一家珠寶店。他是整個計劃的推動者，意志堅定而且足智多謀，蓄起了著小鬍子的阿蘭·德龍身為梅爾維爾的愛將，根本不需要多餘的言語，只要裹上風衣，用譏嘲的眼神往周圍一掃，一個遊走於秩序邊緣的獨行客形象就已經躍然螢幕之上，簡直就是一個法國版的「盜帥」楚留香。扮酷是不需要演技的，對阿蘭·德龍這種偶像型演員來說，與梅爾維爾合作真是再合適也沒有。相比之下，吳宇森電影雖然是梅氏電影的香江餘脈，卻烈血火爆，自然是需要周潤發這樣有大將之風的演員才能撐得起來。

如果說高爾的形像是個彬彬有禮的貴族和紳士，伏隆泰扮演的弗戈就是個粗魯的草寇形象，在片中前半段的逃脫戲裡，他被偵探+警校學生+警犬+直升飛機的搜捕大網追得雞毛鴨血，情急之下一頭撞進了高爾的車尾箱裡。這樣的一個草莽人物一旦和「強盜中的元帥，盜賊中的公子」碰到一起，戲劇效果自然就出來了。難得的是兩人都是重情重義的漢子，互相救了對方一命之後開始惺惺相惜（注意，沒有情不自禁），聯手犯案。有個細節特別有意思，在那段著名的長達20分鐘的打劫戲裡，高爾和弗戈路過一尊裸女塑像，高爾目不轉睛，弗戈卻跳起來往胸部上摸了一把，這一下就把兩人的品性刻畫出來了。《紅圈》的格調是冷的，可是冷得有情趣、有味道，沒有一記閒筆。到了最後弗戈一腳踹開大門救出高爾，那分情義已經是噴薄而出，觀之可以醉人。

看過《紅圈》的人可能會忘記劇中所有角色，唯獨不會忘掉狙擊手冉森。伊夫·蒙當扮演的這個角色絕對是片中最有光彩，最具人格魅力的一個人物。這個充滿熱血和正義的優秀警察一生在警界鬱郁不得志，最後落得縮在小公寓裡度過退休後的殘生。從那段酗酒後的超現實場面里就可以看出，導演對這個角色寄予了多麼深切的同情。順便說一句，那場戲雖然表現的是冉森心魔叢生的幻覺，似乎與全片寫實的格調不搭，可是一樣的冷峻而有力度，高手真是不拘泥於形式的。

與另外兩位同夥不同，冉森參加打劫不是為了錢，純粹只是為了找回自我，戰勝心魔。在高爾的策劃下，他表演了整場打劫中最有「技術含量」的部份：用一顆鉛錫合金子彈遠距離打入鎖孔，開啟大門。我毫不懷疑，冉森在這一幕裡面的揮灑自如直接啟發了《辣手神探》里阿浪一槍打開地下車庫的精彩。不過伊夫·蒙當在這之後的表演才真是讓人讚嘆，他打開酒瓶，隔著幪面巾聞了聞，雖然看不見表情，可是我相信那絕對是一臉陶醉，不光是打開珠寶庫的大門，更重要的是昔日的酒鬼終於又重新握穩了槍，我彷彿能聽見他在跟酒瓶說：「老朋友，我終於能和你保持合適的距離了。」出門前，冉森最後看了一眼鎖孔，眼神裡閃過一絲驕傲，只是一個小細節，卻勝過千言萬語，絕了。

再說一個題外話，洗劫珠寶行那一段過紅外線的戲，恐怕直接啟發了《縱橫四海》裡面的類似場面，當然，榮哥和發哥的動作要瀟灑多了。

冉森同時是劇中最有矛盾性的一個角色，當了一輩子的警察，最後卻與盜賊聯手打劫，他的表現比高爾和弗戈更有震撼力，那是看透了警匪遊戲之後的大徹大悟，與其相信制度的正義，不如相信兄弟的情義。我相信最後警官馬泰看到他時的震撼，不僅因為發現了對手原來是自己人，更在於這個「叛徒」一臉的滿不在乎。對於身處黑白漩渦中的局內人馬泰而言，冉森對忠奸遊戲的嗤之以鼻直接摧毀了他內心最後的一點信念。

最後一位男主角警官馬泰，他的生命看似簡單，卻也糾結在善惡之間。影片一開始這個倒霉蛋就走脫了押運的犯人，這個盡職的警官在咆哮的上司面前依然記得提醒他：「犯人或許是無罪的。」換來的正是前文一開始「人皆有罪」的格言。為了破案，他開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採用栽贓和誣陷的辦法來對付一位早已退出黑道的酒吧老闆，逼得他的兒子差點自殺成功。最後，當他站到千辛萬苦擊倒的罪犯面前時，居然發現自己的對手之一原來是同僚，而且是一位當年的優秀警員。善惡在他的心中頓時失去了意義，「人人都有罪，是嗎？」他反問自己的上司。那麼這罪又是從何而來？自己何嘗又沒有以「正義」之名犯下罪行呢？

扮演者安德烈·布維爾任哪位中國觀眾都不會陌生，沒錯，就是《虎口脫險》里那位「老闆娘的丈夫」。對於印象里只有他的喜劇（記得電視台還放過他的另一部喜劇作品《大西洋的障礙》）的我來說，他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令我吃驚，以致於雖然第一眼就認出了那個熟悉的高鼻樑，卻一直到查資料的時候才知道他是「油漆匠」。他在片中冷峻的表演顯示了他扮演正劇角色的深厚功底。導演依然沒有忘記給他安排一個小細節，每次回到家，馬泰都不忘記餵貓，貓是他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歸根結底，他也只不過是一個可憐人。比較起來，高爾、弗戈和冉森「三人幫」雖然短命，到底還轟轟烈烈地活過。

因為全片之完整看過一次，更因為劇情實在太吸引人，根本無暇去計較那些鏡頭機位的問題。只記得開場有一幕航拍很漂亮，從火車車窗一直拉到俯瞰整部列車的位置，中間有個黑影擋了一下，可能是藉此機會切了鏡頭，以當時的技術水平恐怕難以做到一氣呵成。關於「紅圈」，阿蘭·德龍扮演的高爾在撞球室裡擦了一下球桿，留下了一個紅色的圓環，算是點了題。

回到「人皆有罪」這個問題上，警察局長彷彿一位邪惡的巫師，早已看透了人心叵測，不管人看起來怎麼樣，終究是要犯罪的，對人性的完全絕望使他完全放棄了救贖的希望，只管用嚴刑峻法去撲滅罪犯，是的，只是撲滅罪犯，而不是犯罪。公理就這樣變成了強權，一面撲滅罪犯，一面把自己也變成罪犯。記得小時候國內引進過一部阿蘭·德龍主演的犯罪電影，官方的宣傳口號就是一句「西方司法，一面懲罰罪犯，一方面製造罪犯」，聽起來兼有宣傳+主題思想歸納+政治思想工作+反和平演變的意思，屬於那個時代特有的「營銷用語」（反正那時候也不是分帳大片，外國公司鞭長莫及），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未嘗沒有道出部份的真理。《紅圈》的警察們，可不就是在「一方面懲罰罪犯，一方面製造罪犯」嗎？

梅爾維爾的這部傑作不僅在技術層面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糅合了東西方對於生命的思考。基督教的「罪」有「原罪」與「本罪」之分，出生的嬰兒沒有本罪，然而有從老祖宗亞當那裡繼承下來的「原罪」，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且嬰兒總要長大，犯錯是難免的，「本罪」也終究不免要找上門來。警察局長當權的理念就是這樣，深受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影響，只是他的字典里沒有寬恕，暴力是唯一的救贖。

讀解這部電影，與「罪」同樣有力的另一個概念就是「業」。佛家說因果，世人凡有動作，開口造口業，行動造身業，思想造心業，有「業」就有「報」，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業本有善有惡，後世多取造惡的一端，以警誡世人，遂演變成為「孽」。《紅圈》以印度哲學開篇，幾位主角的行為各有動機，然而終究宿命地走到了一起來，又死在了一起，冥冥中，似乎正是「業報」的力量在播弄眾生。

當然，這只是從影劇外的視角來看。作為一部黑色電影，男主角們都是地地道道的硬漢，早已覺悟了生死。哪會把這些神鬼之說放在心上。弗戈在搶劫途中還有興緻把玩裸女神像，顯然是不懼果報的。至於「罪」，電影中有一個明顯的暗示。珠寶行外的廣場上有一尊神像（或許是聖徒像吧），鏡頭在搶劫開始前把高爾和弗戈與神像放在同一畫面里，黎明的天空下，兩位飛賊連躊躇都沒有，直接用繩梯下到了最底層。這顯然是一個隱喻，表明他們此生與救贖無緣。

梅爾維爾的男主人公多遊走在善惡的邊緣，獨來獨往，一個人對抗整個世界的冰冷。在這個黑暗冷峻的世界上，神的恩典無所覓其蹤，佛的超脫難以企及，只有男人的堅持和兄弟之間的情份可以依靠，這也就是《紅圈》比起《大菩薩嶺》來，最後還能給人一絲溫暖的原因。《紅圈》又有一個譯名叫《仁義》，取的就是這種精神上的貴族風範。當然，這一點溫暖十餘年後點燃了吳宇森電影裡的燎原大火，那又是後話了。

新版《紅圈》將由杜琪峯導演，奧蘭多·布盧姆扮演阿蘭·德龍當年的角色，縝密與熱血兼備的杜導正值盛年，木訥與俊美兼備的布盧姆也正有德龍當年的風采。更不用提尼森演伏隆泰的弗戈，發哥演蒙當的角色狙擊手冉森！真是一點也不遜色於原版的鑽石級組合！這個搭配讓人覺得很靠譜，值得期待！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