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卡廷》想到的

    瓦伊達的電影《卡廷》中有這樣一個令人震撼卻富有啟示的場景：尋找父親的小女孩在教堂外的臨時傷兵收容站里突然看見了熟悉的波蘭騎兵標誌的軍大衣，打開卻只見躺著頂戴荊冠的耶穌塑像。

    這裡至少有兩層意思：波蘭的軍官（以及波蘭民族）與耶穌一樣是殉道者。此外還有更深的隱喻，即耶穌再次受難，用基督徒王怡的話說就是人們把耶穌再次釘上了十字架。這真的令人震撼，那麼，許諾中的彌賽亞的天國何以成為現實中的屠宰場？

    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個人通常被當作滄海一粟般的微不足道，包括他（她）的遭際和命運。在前現代的世界裡，歷史（或者說時間）還並不是一個急迫前行的巨人，那個「特殊的」倫理社會裡，個人憑藉信仰和「意見（常識）」仍然能保有與有機的生活世界的直接的聯繫，天上的星光照著腳下的路。近代啟蒙以降，傳統的古典價值和秩序被打破，「除魅」的世界被拋入一條難以控制的軌道，被歷史決定論的機車牽引前行，所過之處，只剩下殘磚碎瓦，血肉模糊。主體理性代替了上帝和國王，盲目樂觀的人們堅信歷史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進步性，篤信明天總比今天好，新桃永比舊符強。然而，現代性卻終於導致了虛無的深淵：工具技術理性非但沒有帶來許諾中的天國，反而是世界大戰對生靈的屠戮，對信仰的摧毀。無根和虛無成為這個破碎的時代的精神寫照。樂觀的康德也許想不到，他開啟的理性王國大門卻導向了虛無的死胡同。現代性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任何實踐必然尋找理論的依靠，從而，哲學對政治的潛在的破壞和毒害也一次次成為現實（現實政治終非理想國）。從卡爾·施米特推崇的法國大革命起，在所謂「人民意志」（施米特語）的名義下，各種派別、團體和政權進行了一系列的建設「美麗新世界」的實踐。猶太教的彌賽亞情結和黑格爾的歷史決定論的嫁接，終於形成為一種新的沒有教堂的全民宗教教條，為追求施米特所稱的「同質性的人民」，對任何異己的「異質性」採取「排斥與消滅」，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與進步和未來不相容的。從奧斯維辛到古拉格，從高棉叢林到卡廷森林，紛紛呈現出類似的悽厲的場景，這一切悲劇的根源何在？

    按照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觀點，這可以歸結為現代性的悖謬必然產生的結果。現代性的極端發展必然導向虛無（極權主義於是乘虛而入），而在開始卻表現為盲目矯飾的樂觀主義和排他性，一味的求新和「進步」的理性勢必顛覆傳統的「善」（good）的原則。所有的行為（包括各種「惡」）都在歷史必然性中事先被原諒甚至成為必需了。通過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狡黠」，在惡的循環中，必然走向自由王國？這不過是現代性的譫妄和真正的悖謬之處：追求最高的理性，卻導致最荒謬的結果。

    以「人民意志」的代表和未來進步方向的領路人自居者，無論是魏瑪後的納粹黨人，激進的法國雅各賓派，還是赤柬分子，他們必然不遺餘力地「排斥與消滅」一切的「異質性」，不管民族、階級、階層、職業、性別和宗教。卡廷的兩萬多波蘭科學家、律師、教師和飛行員們自然是異己的「階級敵人」，又是天主教徒，還是有民族仇的異族，於是，必須在陰森的樹林中灰飛煙滅，銷屍匿骨，這就是卡廷殺手們的邏輯。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把這些罪惡的源頭追溯到現代性的開端，即施特勞斯認為的馬基雅維利那裡，正是他顛覆了上帝之城。如今困在現代性碎片堆中已久的人們，究竟怎樣才能獲得救贖或者自救？是施特勞斯的路向——回到古典政治哲學，還是以賽亞·伯林主張的以（最低限度的）消極自由保障的多元自由主義，抑或漢娜·阿倫特式的行動的積極公民主導的健康政治？確實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電影中，在被NKVD的子彈射殺前，波蘭人紛紛念起了主禱文：「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他們的罪。」

    看電影的那個下午，陽光燦爛，卻風聲悽厲，象來自遙遠的那個森林，更來自亘古的黃沙黑土。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