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華《靈魂世界的裝飾品，政治世界的緘默者》

按：想為這部片子寫幾句話，但是看了林國華的文章，覺得沒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是那麼迷醉於所謂「高尚」的「文化」，以致於忘了去培養一種在他們看來極其低賤的文化，一種一個民族藉以克服命運與暴力的威脅並體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種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經籌建過的文化：政治。由於缺失了這種文化，19世紀的俄羅斯又是那麼粗野，那麼諷刺性地沒有文化
　　　　
　　1994年秋，我進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讀碩士學位，跟樂黛雲和劉小楓兩位先生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與宗教哲學中的末世論問題，尤醉心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們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極端神秘主義二元論的神智論大師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爾的4卷《哲學史演講錄》中所佔篇幅僅次於康德和斯賓諾莎。別爾嘉耶夫的精神傳人舍斯托夫(Shestov)給我至深印象。
　　作為19世紀末的俄羅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樣陶醉於他所理解的猶太啟示思想，那樣毫無節制地詆毀理性和世俗的哲學與政治生活，那樣公開地縱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廣為流傳的神學隨筆集《在約伯的天平上》、《曠野呼告》、《雅典與耶路撒冷》以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采的對比研究中，他對斯賓諾莎的道德義憤是罕見的，僅僅因為後者建議思想者「當談論人世間時，決不應當譏諷、悲哀或詛咒，而應當首先去理解」(《政治論》1.i)。
　　猶如當年的摩西站在猶太子民的流亡路與肥美的迦南地之間一樣，斯賓諾莎發現自己作為一個猶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與未知的現代之間。「當談論人世間時，決不應當譏諷、悲哀或詛咒，而應當首先去理解」，這項關于思考習性的建議，對於斯賓諾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它關係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過把猶太民族的思想習性從漫長的弱者的道德怨訴轉變為對公正、理性和堅韌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熱愛，斯賓諾莎試圖把喪失了獨立與自由的猶太民族從屈辱的神學－政治命途中解救出來，並且以安靜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虛榮好戰且屢戰屢敗的「神的選民」身份安頓在現代的人類世俗史中。
　　在這個意義上，斯賓諾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記」(New　Exodus)的副標題。
　　斯賓諾莎的這句格言遙遙呼應著羅馬帝國晚期哲學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亞式的堅韌：「這個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瑣屑的，我們之所以決定還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為它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問題》，vii.31.2)。和帝國斜陽中的塞涅卡一樣，洞察人世的斯賓諾莎同樣表達了一種堅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來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樣子去想像這個人世(《政治論》I.i－iv，《神學政治論》，序言)。
　　俄國人舍斯托夫對斯賓諾莎的道德義憤的源頭並非他本人聲稱的所謂聖經的啟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猶太人的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處境。不是去試圖改變自己民族的悲慘歷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慘歷史當成引人於沉淪的審美迷醉與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劇，這才是舍斯托夫神學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紀俄羅斯文人思想傳統的精髓所在，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受苦的俄羅斯靈魂」，它其實不過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東正教的末世論神權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爾曼極端二元論的神秘神學(埃克哈特大法師、雅各·波墨、黑格爾)的大雜燴。
　　「俄羅斯靈魂」從「受苦」中誕生，最後竟然以「受苦」為崇高歸宿，它滋養了一個沒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視「服從」，也不獲「保護」，它津津樂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卻無往而不在身體和靈魂的枷鎖之中，從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一直到布爾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發明了典型的俄羅斯式的「撞牆哲學」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是那麼迷醉於所謂「高尚」的「文化」，以致於忘了去培養一種在他們看來極其低賤的文化，一種一個民族藉以克服命運與暴力的威脅並體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種千秋萬代的歲月洪流中的萬國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種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經籌建過的文化：政治。由於缺失了這種文化，19世紀的俄羅斯又是那麼粗野，那麼諷刺性地沒有文化。正像帕斯捷爾奈克在《日瓦戈醫生》結尾所展示的：一個厭惡戰爭和政治的高貴的俄羅斯詩人孤獨地慘死之後，葬禮上的弔唁者卻絡繹不絕，作者旁白道：沒有人比俄羅斯人更熱愛詩歌和詩人了。請問，世上還有什麼反諷的味道比這更加苦澀的呢？19世紀的俄羅斯文人沒有一個不厭惡政治文化，但卻沒有一個不在談論救度國民，他們往往被自己精心編織的高貴的民粹謊言感動得痛哭流涕，自以為他們和俄羅斯國民魚水深情(如果我沒有記錯，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學史中，19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是最濫情的，無聊的貴族的淚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國民蜂擁而起，砍斷他們的脖子的那一剎那，他們才意識到，他們錯了，整個19世紀都錯了。從來沒有哪個民族的文人像19世紀的民粹派俄羅斯文人那樣，自以為替民眾立言，而實際上卻又離民眾那麼遙遠；最終把這兩個群體連接起來的不是文人的同情與憐憫的文字，而是民眾憤怒的鐮刀和斧頭。———文人的文化除了用來裝點自己「曠野中」貧乏粗糙的靈魂以外，不但無助於救度國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紀的俄羅斯是文化的俄羅斯：俄羅斯給了文化以曇花一現的生命，而文化卻沒有拯救慢慢苦難中的俄羅斯。俄羅斯文人的命運提示我們，文化可以裝點一個盛世中的國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貧乏無味的靈魂，但不能被用來救國度民，因為它自身不具備此等國民政治大業所需要的材質。
　　1994年秋，我進入北大的時候，北大校園仍然瀰漫著1980年代文化啟蒙熱浪的最後一絲餘熱，據說那是某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的餘脈，那個傳統叫做「文化救國」。袒露在那絲熱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個問題：有「救國」之音，必先有「亡國」之相，然與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國百廢漸興，救國之說又從何談起呢？好在那絲熱浪漸去漸遠，世相雖然不定，但學院眾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從，讀書只是個體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啟蒙的集體偉業；成就此等偉業自有他人他途！身為文人，在對紛紜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對自身的文化職業的有限性的意識中，耕耘自己的園地，做一個安靜正義的國家公民，這是文人自身的啟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國」，但卻一定能救得了自己。——「這一切原本都甚好。」
　　現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陰流逝，世相依然紛紜不定，有的東西已經死去，有的東西還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運使然，「人的一切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又有什麼益處呢？」我此時感到，當年我從塵封中喚醒的並不是我曾經自以為是的所謂有著鮮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遠都不該去打擾的亡魂，古老的命運命令它們對陽光下的必死人世緘默不語。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因為那出自塵土的，必將歸於塵土，那已歸塵土的，則不該再看到陽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臘美婦人海倫曾經預見到自己死後將會成為後世的歌題，而我們的文人們則應該做好不被後人記念的準備。
　　———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什麼「救國文化」，文化就是文化，靈魂世界的裝飾品，政治世界的緘默者，它既出於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將死去。凡以文為生者，都當如斯賓諾莎那樣感知到命運所給予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