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小說即將問世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如何眾叛親離》（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的簡介，譯者是北京的杜然。

       托比·楊的簡歷是這麼寫的：生於1963年；在他的記者生涯中，被許多久負盛名的報紙和雜誌開除，其中包括《泰晤士報》《衛報》《獨立報》和《名利場》。他目前生活在倫敦。

      剛看這本書的時候，覺得他很賤。托比·楊牛津畢業，父親是一個熱心公益事業的知識分子，屬於「從優秀到卓越」類型的人物，1978年因為對歷屆工黨政府所作出的貢獻而封爵；他的母親創作過一部獲得大獎的小說，是一本教育類雜誌的編輯。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又受過優秀的高等教育，但是托比·楊最大的愛好是跟在名人的屁股後面跑，而且是不計個人臉面的那種。用他的話說，他在《名利場》雜誌舉辦的第一次奧斯卡派對上，一看到湯姆·克魯斯就想跪下去。但托比·楊至少是坦誠的，他從不掩飾自己對名流的狂熱。他說自己那些所謂「鄙視」名人的朋友，看到明星的時候，連額上的頭髮都會被明星的方向所吸引而翹起來。天堂在托比·楊的心目中，就是能夠光著身子和波霸女星安娜·妮科爾·史密斯在錢堆上打滾，而不用產生絲毫的自責。

      但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喜歡名流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淺薄的人。托比·楊專門用了一章，回憶他在80年代在哈佛唸書的那一年時間，對於美國當時正流行的政治正確運動進行的反思。他寫道：

     「我完全同意布魯姆的觀點，但政治正確最讓我驚駭的地方，不是這種信念本身，而是其信奉者所表現出的教條主義。對於美國人，這已經見怪不怪，但我在學術自由氣氛近乎頹廢的牛津呆了三年，所以哈佛大學對於異見的不寬容，讓我感到震驚。只要有人不同意新的正統觀點，就會自動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男性之上主義者」或者「恐同者」的標籤，其後果與麥卡錫時代被貼上「共產主義分子」標籤的人所面臨的後果一樣嚴重。

      結果，沒有多少人敢不同意政治正確的信條。在哈佛，最讓人吃驚的事情是這裡缺乏真正的學術多樣性。在牛津，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到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每種政治觀點都有機會呈現出來。我在牛津大學布拉斯諾斯學院學習哲學、政治與經濟的時候，班上共十名同學的看法主張，比我在哈佛整班學生的看法主張都要多得多。文化相對論者可能認為，需要向學生呈現各種不同的觀點，但在現實中，只有一種觀點被接受，那就是文化相對主義。這一點不像是在一所二十世紀末的美國大學，而更像是在一所十五世紀的西班牙大學。」

     當然，這種反思不可能是托比·楊這種人寫書的主旨。在反思的間歇，他也穿插著回憶了自己在哈佛的生活。尤其是——

      「儘管不吸菸，但我還是選擇了住在可以吸菸的寢室；因為我相信那些抽菸的女生更容易搞到手。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她們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督查寢室裡男生的行為上，試圖找到性別歧視的徵兆。那些想要和這些「迫害狂」發生性關係的人，必須遵守一項被稱為「安提俄克法則」的奇怪法規，根據這個法規，在誘惑過程中的每個階段，你都必須獲得女人的許可，比如：「能摸你左邊的乳房嗎，還是你更希望我把手留在你的腰上？」1980年代在抑制美國校園的亂交行為方面，安提俄克條例可能比愛滋病的流行所起的作用更大。

      由於富布萊特獎學金只負擔生活費用，所以為了掙學費錢，我成為了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的特別研究生（teaching fellow，享受獎學金但需要兼任一定教學任務的學生——譯註）。這使我有機會每天接觸到許多漂亮的女生，但不能越雷池一步。根據另一套規定，除非有至少三人一直在場，否則我不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與我的任何學生進行交往。對於禁止和她們單獨碰面，我尚可理解——身為一名白種歐洲男性，怎麼可能放棄撲向一個毫無防備的美國少女的機會呢？但是，為什麼與兩個女生碰面也不行？推測起來，可能是我有搞「三人行」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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