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ty，honor and country

如同巴頓一樣，一個心中仍然裝載著責任、榮譽和國家的人，卻遇到了生不逢時的尷尬。儘管戰爭是他們的宿命，卻依然無法跳出政治的牽絆，盡情在戰場上瀟灑馳騁。而這種悲哀似乎在麥克阿瑟身上體現的更為深刻一些。至少與巴頓相比，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苟言笑，卻有一點點所謂的政治野心。而這種政治野心也是以他具有著一定的管理能力為前提的。他有自己為之驕傲的能力，因此讓人覺得他有過強的傲氣，而被人排擠和嫉妒。作為杜魯門，具有自己的考慮，但更多的處於政治而非軍事，易主的不適應卻讓杜魯門的認為他自恃為上帝的自以為是。於是，美國失去了一個可以成就一位好總統的契機。而亞洲呢，格局從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