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眼電影（轉載的，標題是我自己起的）

在verycd上看到的，不知道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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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關於《彈簧刀》的影評是很倉促的，我看了兩遍，但並沒有能夠把它看完。雖然不是因為我的緣故，這張碟的質量有點過份，估計還剩下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當我看到比利·鮑勃·桑頓走進他父親羅伯特·杜瓦爾的房間之後，片子就死死地卡住了，之後就一點都看不到了。

所以，首先我必須猜測一下結尾，應該是他殺死了那個惡丈夫之後，重新回到電影開始的市中心醫院，以和開頭類似的場景作為結束。――不知道是否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沒有能夠很快領悟這部片子的意思。或許是上述的不快乾擾了我，我真的覺得這部獲得當年度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的影片有點浪得虛名。自從有了《飛越瘋人院》之後，當我遇到以弱智、愚者、瘋子作為主角的影片時，總是先帶著一種對創作者誠意的懷疑的眼光，去打量他們的作品，前幾年薇諾娜·瑞德的《失魂少女》，在我眼裡就幾近於一文不值：因為這類影片（不論影片的質量的高低）大多都具有人性的寓言的性質，瘋子（或其他不同於正常人的形象）往往被削足適履改造成匕首與投槍，或者是博人同情的催淚劑，他們真正的心靈世界，反倒在作為反叛力量而被浪漫歌頌的旗幟之下，被輕易地忽略了。所以，在我眼中，這種類型的影片，創作者一旦失去了對其所表達的內涵的真正誠意，將會迅速滑向非常令人鄙夷的另一面。

――起初，我覺得《彈簧刀》就是那樣的。

可能是因為看多了這樣的影片了，在片子的開頭，比利·鮑勃·桑頓故意突起下頜，垂下眼皮，逐字逐字地說著話時，我沒有一絲進入情境的感覺。我在想，至少《第八天》的那個演員是個真的弱智；還有，我想起了《雨人》的達斯汀·霍夫曼，繞不開的，我相信比利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我不會憑著開始的一點感覺而輕易否定一部影片，畢竟它是獲得最佳原創劇本獎的影片，在奧斯卡里，這是我最信任的獎項之一。我在等待。

但居然沒有等來驚喜，從始至終都沒有。

一切的發展都被我料中，甚至包括人物。那個早就準備著與比利產生感情的小孩居然那麼生硬地就出場了，電影開始展示那個小孩的家庭狀況的時候，整個故事的框架就已經一目瞭然了。……然後，比利和那個小孩按部就班地發展著感情。……（中途我喝了杯咖啡提提神。）……比利開始和那個小孩打橄欖球了，還故意傳球給他哄他開心，又來這套！我倒！

……

就這樣無驚無喜地一直到影片卡帶的地方。羅伯特·杜瓦爾出場了，《第六日》之後我已經有很長很長時間都沒有見到這個我很欣賞的老演員了，但只看到一個酒鬼的人影深陷在椅子裡，連長了一張什麼臉是不是他都沒瞧清楚，片子就卡死了。

――不能看到結尾我並沒有多少遺憾的意思。因為，我現在幾乎可以確信，《彈簧刀》就是那樣的：一部缺乏誠意的影片，比利·鮑勃·桑頓的角色始終都遊走在匕首投槍與催淚劑之間，既想讓你同情，又想讓你恨那麼一下子。

已經很晚了，我就去睡了。

第二天醒來以後，不知為什麼，居然還是很記得《彈簧刀》，做事的時候會想起比利·鮑勃·桑頓突起下頜的那張臉，他的說話，他的眼神。當然，那並不意外，因為是新看的電影，自然印象就會深一點。

下午朋友打來電話：「片子你看完了沒有？你都拿了一個多星期了。」

「還沒有。」我說。――借人家的東西，自然多放在自己手裡一天是一天，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典型的小市民心理。

可第三天還是會忍不住去想。

第四天也是。

我開始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不同，說不清楚，不同現在還是深埋在抽象的土壤裡的種子，只能朦朧地感覺到它飽滿的腫脹。――但這樣的感覺我曾經經歷過，那是……《冰血暴》，我很久以前看到它的時候，它被叫作《雪花高離奇命案》，並不出色，我覺得，裡面有什麼沒有見到過的？從頭至尾找不到讓人驚喜讓人感動讓人震撼的地方。可看完了以後就是放不下，那一次更長，幾個月？直到遇上《謀殺綠腳趾》裡傑夫·布里奇斯衰得肆無忌憚的笑容，才驟然間聽到了堤壩裂決理性與感性的巨大浪頭交替向我拍來的聲音……

我重新開始看《彈簧刀》。

自然還是同樣的故事，同樣的情節，同樣的鏡頭，同樣的表演，不會因為我這次著意想看而會突然多出一些什麼。――或者說，我不再像第一遍看的時候，期待會出現什麼……

……事後我想到了兩件事。

第一、我們戀愛，只能戀愛被我們戀愛的人，而不能戀愛戀愛本身。如果不是為了那一個人而去愛他（她），而只期待會有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的話，那多半是要失敗的。

第二、正如世界上有「第二眼美女」，第二次看才會愛上的電影，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第二眼電影」，比如說：――《彈簧刀》。

所謂「第一眼美女」者，指的無非就是身材樣貌這樣的東西，長得符合社會主流的美感喜好，容易與欣賞者發生直接的交感；對應到電影上，就是情節、場景、戲劇張力、鏡頭運用，以及服裝、美工、特技等等的內容，有著「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的效果。事實上，無論我們如何裝作得陽春白雪，當我們開始欣賞電影時的第一個心理期待，總歸就是這些東西。

無意貶低「第一眼美女」，所以還要補充的是，「第一眼美女」也往往要有很高的氣質與內涵的要求，在古代，大家閨秀小家碧玉都要針織女紅知書識禮，在現代，獨立而知性的美女也總要比那些除了「賣相」別無其他的要來得吃香，對內涵美的這些要求，也始終都要符合社會的美感喜好的主流；對應到電影上，就是電影的主題、電影所詠嘆的情感、電影裡的情調，能夠很輕易地被大眾所消受，比如說愛情，比如說生死，比如說小資。

「第一眼美女」在受人矚目上總是更佔便宜，在同一年，奧斯卡上有風光無限的《英國病人》。時至今日，周版上《英國病人》經常被人討論，引為經典，而最終在最佳劇本獎上勝出的《彈簧刀》，卻很少有人提起它的名字。

忽然想起小時候檢查有無色盲，醫生給你看用無數的各種各樣的小色塊組成的卡片，讓你辨認出卡片裡藏著的圖案。我們浸在電影裡面太久了，電影傳達給我們最多的，象紅色的激情、藍色的憂鬱，我們常常能夠很輕易地辨認出來。但其他的顏色呢？

藝術是主觀的，電影因為它特殊的綜合的藝術手段，更是主觀中的主觀。大部份電影都可以預先設定了整部影片的氛圍、環境、基調，或者說，色塊。但生活不是。當我們從電影中體驗生活以為這就是生活，當我們在電影中攀登到了情感之顛以為就此可以俯瞰世界，殊不知，我們所登上的，只是大千世界裡的一座小小的土丘。

是電影造成了我們這種錯覺。

這樣，我們才可以重新說回到《彈簧刀》。

《彈簧刀》是很容易被人忽視的「第二眼電影」，獲得最佳劇本獎沒有能夠改變它這一悲哀的命運。我第一遍看它時的感覺沒有錯，影片的故事極為典型，典型得甚至讓人聯想到平庸。在我們面前所展開的一些戲劇衝突，都是美國電影裡屢見不鮮的東西：保守的小鎮環境與殺人犯及同性戀的衝突、小鎮的流氓與鎮上敢怒不敢言的弱勢群體的衝突、從來沒有進入到真正的社會中去過的主人公與將他視為異類的社會環境的衝突，以及片中失去父親的小男孩潛意識裡將比利·鮑勃·桑頓當做自己可以敬慕與依靠的父親的這種愛的衝突……等等，由這些尋常的衝突所構成的兩個小時是冗長的。如果這部電影所指向的，或者說它可以自珍的，就是這一些東西，就是關於小人物的辛酸與悲哀，那《彈簧刀》真的是沒有什麼出奇之處的。

――但幸好電影不只是情節。電影是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的。我在以前的一篇跟帖中講到楊凡的電影，大意是說楊凡電影的最特殊之處，就是他希望可以超越情節和人物，而像唐人寫絕句那樣，探索（非說故事用的）畫面群本身可以包含的意義。在他的電影裡，有一種（無關故事的）畫面與故事的重要性相互顛倒的傾向。

《彈簧刀》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弱化故事。比如說，電影可以安排幼年的比利·鮑勃·桑頓殺死母親及其情人的戲，不單單只是為了吸引人而已，在這一事件對他的人生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上可以更具有說服力；上文我說到過的打橄欖球的戲，好萊塢處理這種煽情場面真是個中高手，而且往往是無煽不中；電影裡的那個兇惡的丈夫，似乎所有的兇惡也不過就是惡聲惡氣地說話罵人，扔扔酒瓶子而已，如果讓他的「惡」行動起來，電影無疑更能帶動觀眾入戲。――但《彈簧刀》沒有這麼處理，相反地，它對所有可能造成感官刺激的場面一律敬而遠之。它始終都在故意地削弱電影裡可能具有的戲劇化傾向以及人為的張力，自覺地排斥各種各樣的「噱頭」，要知道，《彈簧刀》可是改編自比利·鮑勃·桑頓自己的同名舞台劇！

它在不動聲色中尋找著屬於它自己的藝術個性。

我的理解，用兩個字來概括的話，就是「距離」。

有太多的電影，距離被表現的東西太近；要表現一棵樹，那麼其他樹都成了背景；要表現一個人，那麼其他人都成了背景；要表現一個命題，那麼其他命題都成了背景。就像我們把眼睛跟檢查色盲的卡片湊得太近，只能夠看到很有限的一個小小的色塊一樣。

而《彈簧刀》的姿勢卻是後退，這一退就退出了它的野心。――首先要區分的是，後退的姿勢並不同於許多用冷峻的（或者說靜止的）電影語言講述平凡人喜怒哀樂的影片，後者只是表現的手法不同，而並沒有在「距離」上產生質的變化。――為了突出自己後退的姿勢，《彈簧刀》近乎故意地選擇了最平常最多見的故事情節，有一點「為犯而犯」的意思在裡面，就像《水滸傳》裡多次出現打虎戲一樣，兵行險著，特意以同來求大不同。它不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到某一個人物的命運上，尤其是在主角並非正常人的情況之下，它不再越俎代庖去表現人物心理，甚至只把主角當做表現創作者某種思想的符號；它也不預先就區分掉生活裡的不同性質的事件，或者作人為的拔高與加工。每個人物都儘量是原生人物，每個微小的事件都儘量是原生事件，創作者不加以人為的詮釋。每一場戲的發生可以不交待任何理由（因為生活的很多事外人本就不知道理由），但每一場戲如果有發生，則一定讓它自然地發展到結束，而絕不為了追求某種效果，中途截斷。――為了達到電影的最終的目的，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儘可能地還原（收容、接納）生活的本來面目，將之形成一個儘可能本真的整體，或者說：「距離」產生了尊重之美。

如果說，後退的效果只是在還原，那比利·鮑勃·桑頓苦心孤詣想出來的姿勢就有點牛刀殺雞的感覺了（我並不是自然主義的擁躉）。而《彈簧刀》的舞台劇出身，卻提供了一條線索，讓我猜想比利·鮑勃·桑頓可能的真實用意。他很可能是在第一層面上消解掉所有的戲劇痕跡，把它變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純淨、散淡和充滿著簡單的距離的美感，而將創作者真正在意的衝突轉入第二層埋藏。

這個二重性，應該是體現在《彈簧刀》的主人公在電影中的二重身份上。第一重，就是上邊說的，他跟影片裡其他人一樣，都是屬於在一個保持了一定距離的觀察者眼中的被觀察的對象，是「被看」的整體中的一份子；但與此同時，作為主人公，作為一個幾乎出現在電影每一場戲每一個鏡頭裡的人物（我所看到的，只有一場戲沒有主人公參與），以他的眼睛來「看」又是不可避免的。這個「看」與「被看」的二重性，我覺得，就是創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亦即，最終還是要將因了「後退」而觀察到的生活，作為一個整體，重新交回到主人公，一個從來都沒有踏入過社會，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性情純樸的男子的手中――

創作者不向所有的，本來就在社會中生長而成幾近麻木的人發問；他是在向這個本來處於社會圈子之外，直到一個偶然的機緣，才驀然闖入的外來者發問：這樣的社會現狀，你承不承受得起？

這才是比利·鮑勃·桑頓《彈簧刀》的真正的野心！用全新的電影姿勢，在這樣一部簡單之極的電影裡，問出這樣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

在那一年裡，奧斯卡上最好的電影無疑是《英國病人》，但如果用《彈簧刀》的長處來衡量它，《英國病人》這樣的講述愛情故事的手法、眼力，它遠不是第一個，而且也絕不會缺少後來的模仿者，所差別的，完全只在創作者的手段功力如何。但《彈簧刀》則來自於一個沉默的才子，電影的劇本打上了他個人的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