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壞的時代找最好的時光

——《扶桑花女孩》或當下

金融危機搞得人心惶惶，看電影似乎也沒了心情。就像汶川地震時，每天守在電視機旁，任何電影都失去了吸引。如果有誰說自己可以不受干擾看電影，我肯定會懷疑他的生活態度。也會有人爭辯，至少我可以躲在電影裡過春秋，縱情光影，沉迷藝術，做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逍遙派。只是一時的麻醉，好比黃粱一夢，醒來後只會更加揪心。畢竟，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人情浮躁，世情動盪，無從逃避，也無從解脫。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自從狄更斯這麼說過，很多人也跟著這麼說。看過《扶桑花女孩》後，在它程式化、但恰到好處的感動和勵志背後，我得到了一點異樣的感受，否則我不會想要為它寫點什麼。在我探究這到底是怎樣一種感受時，當下的境況自然而然地與電影中的情境連接起來。

近幾年日本電影熱衷於表現昭和時代，尤其是二戰後的一段時間日本人艱苦度日、走向復甦的生活，拋開其中隱約規避戰爭罪惡這一點不談，其追憶、懷念甚至是嚮往的意味非常明顯。像《永遠的三丁木的夕陽》《母親》這樣的轟動作大概都是這樣。為何如今生活優渥的日本人會嚮往他們之中年長者直接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時代？多年以後，當我們回憶當下生活時是否也會擁有一份這樣的情懷？還需要澄清的一點是，並非所有的過往在經歷時間的淬瀝後都會成為美好的記憶，傷痛永遠是傷痛，比如戰爭，比如文革。

我看到的《扶桑花女孩》，在描述曾經的「激情歲月」時，沒有一味地緬懷和美化，懷舊雖不可避免，但電影關注的還是昭和四十年的「當下」，公元1966年，日本經濟騰飛的前一刻。新舊經濟的更迭，必然導致優勝劣汰，電影中的採煤小鎮瀕臨倒閉，對於鎮上的居民而言，無異於釜底抽薪，毀掉生活的出路。這真是一個不能再壞的時代。然而電影中的女孩們，卻以敢於擔當的態度為自己的人生書寫了一段最好的時光。是的，在電影程式化的情節設置之外，這個，更讓我感動。

這不是單純的煽情和勵志可以達到的。女孩們為了養家餬口去跳草裙舞，獲得了藝術與成功的快感，這都不重要。透過這些苦難中的執著，或是對命運的抗爭，我忽然發現，人在當下，其實是很難與命運角力的，甚至無從認清生活的真相，我們唯有隨波逐流。這逐流又分兩種，一種是逆勢逐流，這種人服從命運的支配，甘願滑向生活的谷底，然後抱怨或是隱忍；一種是順勢逐流，這種人順應命運的法則，但有膽接受未知的變化，反正也不會再壞到哪裡，雖然也並不做反抗，但總歸承載著一股向上的勁頭。這勁頭有時是天賦，有時是天命，學不得，一學便是抗爭了，前景便會難測。

似乎這成了一種生存的藝術，在隨波逐流的生命里，順勢或逆勢便成了分野普通人生命軌跡的潛在原則。所以與其抱怨生活，做改變的反對派，不如試著親熱生活，找到與生活同調後欲罷不能的感覺。這感覺落實到《扶桑花女孩》或當下，其實標題的一句話足以表達：在最壞的時代找最好的時光。

寫到這有點汗顏，要聊電影的，卻完全成了自話自說。還好想要表達的就這些了，不妨再說說電影。《扶桑花女孩》是那種從電影語言上看精緻到無以復加的片子，每一個笑點、煽情點、催淚點都恰到好處，不溫不火，不造作、很純粹。任何人看了都會跟著感動、欣慰，然後慢慢瞭然於無。這看似一份精明的算計，但我覺得需要很大的智慧，就好比高度程式化的京劇，唱念做打分毫無差，故事也都是老生常談，但懂戲的聽來依然能品出不同的味道和心情。

當商業電影，尤其是溫情、感動、勵志類小品成為一種精準的套路以後，能在其中適度跳脫、彰顯不俗，才見導演的功力。從這一點上看，由日籍韓裔導演李相日推出的《扶桑花女孩》是近年來日本電影難得的精品之作，它在2006年獲獎無數，並成為旬報年選的第一名。它一點都不俗氣，程式里透著風度，讓人在溫情之外感受到新意。

不能免俗要說一下蒼井優。一個看似清淡平庸的女孩，內在里卻有著強大的氣場。長相一點都不重要，在漂亮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女優中；氣質似乎也不重要，不管你是清純少女還是百變女郎。看蒼井優，其實要看她的品質感。她是輕盈的，單純的，在很多女優那裡，這很容易導向膚淺；她是從容的，有氣度的，在有的女優那裡，這難免成為沉重。她中和了這兩種走向，成就一種完美。有人把她視為原節子、高峰秀子、田中娟代、吉永小百合等「國民級」女優的接班人，至少從潛質上看是有道理的。在《花與愛麗絲》中她還無法跳脫岩井俊二營造的恍惚氣氛，在《蟲師》中則乾脆淪為應景的花瓶，但她的氣場沒有變，依然讓人無法忽視。雖然前景無從預測，但從她身上散發出的品質感來看，多少更能讓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