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警察」的自我反思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1 影片的背景與警察的象徵

影片的片名「Crash」（撞擊）已經暗示了本片的「9·11」背景。美國一直以「世界警察」自居，本片中的警察在象徵著霸權的美國（下文我將詳細論述）。在影片的開頭，一個亞裔婦女【聽片尾她丈夫說的那句話，他們應該是韓國人。】開車撞了黑人警察格雷厄姆（Graham）的車，也是「9·11」故事的重演。在影片故事時序的最開始，槍枝店的白人店主對著前來買槍的被他誤認為阿拉伯裔的伊朗裔父女說：「嘿，賓·拉登！別在我這兒計劃你們的『聖戰』！」【Yo, Osama! Plan a jihad on your own time.】，「我無知？難道是你們解放了我的國家我卻開著波音747撞進你們的小棚屋把你們的朋友燒成灰？」【I'm ignorant? You're liberating my country and I'm flying 747 s into your mud huts and incinerating your friends?】。

本片另一個背景是伊拉克戰爭。伊朗裔一家反覆被認為是阿拉伯人【伊拉克是阿拉伯國家而伊朗不是，所以當他們的小店被洗劫後伊朗母親說「看他們寫了什麼。他們以為我們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什麼時候成為阿拉伯人了？」（Look what they wrote. They think we're Arab. When did Persian become Arab?）】，洗劫他們小店的人是仇恨阿拉伯人的，並且其背景故事【「多莉，那個人差點殺了你的母親。」（Dorri, that man could've killed your mother.）】很可能也是因為美國人對阿拉伯人的仇恨造成的。伊朗父親對著鎖匠丹尼爾的小女兒開槍，雖然沒有造成傷害，但他的動機是有罪的。並且他雖然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同時也是種族歧視者。地方檢察官里克（Rick）要競選，於是他的所有公共行為都要迎合民意。他的車被黑人搶走後他急於保住選票【「我要嘛會失去黑人的選票，要嘛會失去『法律公正性』的選票。」（I'm either gonna lose the black vote or I'm gonna lose the law-and-order vote.）】，想找一張自己授予黑人獎章的照片，結果發現自己將授獎的是個「叫薩達姆的伊拉克人」【That's real good, Bruce. I'm gonna pin a medal on an Iraqi named Saddam.】，哭笑不得，因為這樣反而可能會丟掉一些民眾的選票。

「從一般意義上講，警察是一個讓人服從的強力權威。但如果失去合法性的制約，他的為善和為惡都會讓人害怕。因為這是一種霸權。」（參考文獻[1]）年輕的白人警官漢森（Officer Tom Hanson）一直是有良知的警察形象，但他開槍誤殺了格雷厄姆的弟弟。影片為此做了足夠的鋪墊，黑人鞋髒、衣服有破洞、搭車目的地無所謂並且嘲笑他準備掏兜好像拿槍，讓觀眾知道漢森開槍的動機僅是自衛，但結果黑人只是想拿聖徒克里斯多福【這個形象很有意味，他是背負基督的聖徒，旅行者的守護神，但1969年他的名字被從羅馬天主教的曆法中去除，信仰他的也只剩少數人。】的雕像。正好像貧窮的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被美國以此為由用戰爭顛覆了政權。漢森僅僅在片尾一片火光中一臉沉重地走向觀眾，攝影機跟隨其運動表示對他的同情，但他並沒有得到救贖，喚起美國觀眾在觀影對伊拉克戰爭的複雜情感。

黑人警長格雷厄姆在影片一開始就說了謊【同伴問「你有煙嗎？」（You got a smoke?）「沒，我戒了。」（Nah. I quit.）接下來的鏡頭他就點起了煙。】，他後來（事實上是在片頭之前）說謊冤枉一位白人警官破壞了法律的公正性，但電影給出的解釋是他是為了自己的前程和自己的弟弟能夠不被法律制裁才做出這樣的選擇。他有一個吸毒並神志不清的母親【他回家探望母親時桌上有注射器，母親連續問了他兩次「找到你弟弟了嗎？」（Did you find your brother?）】，弟弟出走很可能被母親氣走【母親提到找弟弟時說「我做的很好……我真的做的很好。」（I was doin' good. I was... I was doin' real good.）】。他向女友隱瞞了自己這樣的家庭情況【從家中出來之後女友問「向你母親道歉了嗎？」（Did you apologize to your mother?）「她不在。」（She wasn't there.）】說明他對自己的家庭的確有些自卑。在弟弟死去之後，他被母親責備是殺害弟弟的真正兇手【他向母親保證會抓出兇手，母親說「我已經知道了。是你殺的。我讓你去找你弟弟，你卻說自己很忙。我們對你而言沒有價值了，是吧？」（Oh, I already know. You did. I asked you to find your brother, but you were busy. We weren't much good to you anymore, were we?）母親還誤把他給母親帶的零食認為是他弟弟帶的。】。這正是美國政府尷尬處境的寫照，為了自己的家庭（美國民眾）而放棄正義，同時又因為蒙受了損失而被家人指責。

如果說漢森和格雷厄姆的結局反映了美國「世界警察」的困境，白人警官賴安（Officer John Ryan）則更多地反映了美國對自己行為的認可。演員馬特·狄龍（Matt Dillon）因此角色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賴安受病痛困擾的父親頗有深意的背景故事【由他對HMO代理詹森小姐（Shaniqua Johnson）的陳述交代，他父親建立企業雇用黑人員工並平等對待，反而被政府幫助少數民族的「肯定性運動」搞得失去了一切，不得不加入HMO醫療保險，該保險保費低廉卻對患者醫療服務設置重重限制，並寧可忍受病痛不願找保險計劃外的醫生。】使得他成為一個一貫的種族歧視者【由洛杉磯警局的黑人警官與漢森的對話可以看出，他的種族歧視並不是從與詹森小姐的不快開始的。】並猥褻了黑人導演卡梅隆（Cameron）的妻子克里斯廷（Christine），但就在第二天，克里斯廷卻因為寬容了他而得救，而且他拉動衣服蓋住她的腿，對她表示了尊重。在段落的結尾，賴安單膝跪在地上，仰角拍攝使得他的形象顯得神聖而莊重。同樣，卡梅隆本人與警方發生衝突也因為遇到了漢森而得救（當時情況下警方有權開槍將其擊斃）。這樣的設計正反映了美國人對自己行為的自信。

在漢森與賴安之間，賴安是強權的。漢森不想再與賴安搭檔，黑人長官（象徵聯合國）要求漢森寫報告證明賴安是種族歧視者，但漢森選擇承認自己有放屁的毛病而不舉報賴安【與賴安份開後，漢森檢查汽車無線電的時候被同事嘲諷「21-L-23，從你的車裡聽到奇怪的噪音。是不是你的麥克忘了關了？」（21-L-23, picking up strange noises from your car. 21-L, is your mike open by any chance?）黑人長官為了揭露賴安，給賴安重新安排了一個少數人種的搭檔，他用「amigo」這個來自西班牙語的詞稱呼賴安。】，正像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霸權敢怒而不敢言。而賴安與之握手時將他一把拉過說的話【「等你多干幾年再說吧。你以為你知道自己是誰，嗯？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Wait till you've been doin' it a little longer. You think you know who you are, hmm? You have no idea.）】，如同美國對自以為正義的國家的不屑一顧。漢森後來犯的錯誤使這詛咒得到了應驗，更讓美國的觀眾獲得了心理上的微妙平衡。

本片在結構上採取交叉蒙太奇的敘述方式（參考文獻[2]）並渾然天成地安排好故事的時間和空間，以表達人物的情感（參考文獻[3]）。在此我想特別指出，局部過度曝光的運用很好地透露了故事中角色之間的強弱。性騷擾一場雖然發生在夜間，但有賴安的鏡頭常常伴隨著警車車燈或手電的過度曝光的強光，而只有卡梅隆夫婦的鏡頭中光線就要弱得多，顯示出警察不可抗拒的強權力量。漢森救下卡梅隆一場，有警車的鏡頭，警車上都反射出極強的太陽光，而卡梅隆的車一直很黯淡。所以看起來是卡梅隆通過不與警察合作贏得了自己的「勇敢」【被猥褻之後妻子對他的懦弱很不滿：「還好。還有點血性。雖然來晚了，總比沒有強！」（That's good. A little anger. It's a bit late, but it's nice to see!）】，但事實上這是漢森說服他向警方強權妥協的過程，他為了保護車裡的黑人小偷安東尼（安東尼）也被迫做出了妥協，雖然嘴上依舊不依不饒【賴安說「我是想幫你啊。」（I'm trying to help you.）他卻答到「我沒要求你幫我，對吧？」（I didn't ask for your help, did I?）】，但隨後他還是按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漢森的幫助。

頗有意味的一次過度曝光的出現是在里克的幕僚弗拉納根（Flanagan）【里克兩次遇事都讓別人去找弗拉那根，說明弗是他非常信任的智囊，弗也知道保護里克，為了不讓人知道誣陷是里克授意的甚至在他說服格雷厄姆的時候讓人通知里克晚些上樓。】要求格雷厄姆隱瞞真相的時候，背朝窗戶的弗拉那根一直被窗外射進的強光籠罩著，在對話中他一直是強勢的一方，而格雷厄姆的背景一直是深棕色的牆板。他第一次口出辱罵黑人的話語遭到了格雷厄姆的反感【格雷厄姆激動地說：「你剛說什麼？」（What did you just say?）】，然而當他抬出了格雷厄姆弟弟的前科進行威脅，並再次說出同樣的侮辱性話語的時候，格雷厄姆平靜地承受了。接下來格雷厄姆與里克交流的時候，里克從電梯中走出，背景牆壁有強烈的反光，而此時格雷厄姆的背後也出現了玻璃透出的強光，說明他已經被同化了，成為了強權中的一員【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里克想以此事件挽回自己在黑人選民中的威信，因此很早就提醒格雷厄姆有進展只對他一個人說，並不遺餘力地誣陷白人警官。】。

然而全片中最強烈的一次過度曝光發生在鎖匠的小女兒身上，在下一節中論述。

§2 和解：寬容、信任、歸屬與宗教

種族歧視是影片構造衝突的切入點，並不是影片討論的核心。影片前一半所引出的問題被後一半戲劇性的巧合、人性的閃光等好萊塢式的方式解決。導演也澄清他影片的主旨並不是反映種族歧視問題【導演保羅·哈吉斯（Paul Haggis）自述：「我創作和拍攝這部電影的目的，就是要探尋有關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話題。我並無意去冒犯某些人或因此而挑起什麼爭端，只是想通過這部電影來表達出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電影就是這樣一種奇妙的工具，它能夠讓你體味到陌生人的心路歷程。我希望觀眾們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並不只是感知到我所指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夠推動民眾去分享你們的愛心。」】，電影中或明或暗地表現的林林總總的種族歧視問題也不完全是洛杉磯的現狀【黑人社區的知名社會活動家喬·希克斯認為影片嚴重歪曲了洛杉磯種族關係的現狀，從而可能損害洛杉磯作為種族大熔爐的聲譽。哈吉斯認為：「不過，我們寫這些劇本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卻是真實的，只要是在社會中存在的現象，不管有多麼骯髒和醜陋，我們都有責任把它寫出來。」】，本文不討論該片反映的種族歧視問題。正如影片開頭所說的那樣，這部電影是要討論關於溝通與感情的主題，「touch」（觸摸）【撞車之後，格雷厄姆喃喃地對著鏡頭，對著觀眾說：「這是觸摸的感覺。走在任何實實在在的城市，你明白嗎，實實在在的城市，你都會和別人擦肩而過，會有人和你撞個滿懷。在洛杉磯，沒人會碰到你。我們永遠把自己藏在玻璃和鋼鐵之後。我想我們都太懷念接觸的感覺了，才互相撞在一起來體會。」（It's the sense of touch. Any real city, you walk, you know? You brush past people. People bump into you. In L.A., nobody touches you. We're always behind this metal and glass. I think we miss that touch so much that we crash into each other just so we can feel something.）】。片頭字幕階段一對對虛化的車燈就是一個個孤獨而無法接觸的人。

影片後一半許多溫情的段落都有肢體接觸的鏡頭。檢察官的妻子吉恩（Jean）擁抱自己的女傭人瑪利亞（Maria），賴安從汽車中救出克里斯廷，賴安與父親抱頭痛哭，伊朗女兒多莉從父親手中接過槍，格雷厄姆雙手緊握弟弟的聖徒克里斯托佛小雕像貼到臉上等。影片結尾洛杉磯下起了雪（洛杉磯上次下雪是1989年）也是一種觸摸，撫慰著每一個劇中人和觀者的心。

好萊塢電影對美國現實的書寫歷來就是建構性的，而不是再現性的。對於民族的衝撞，保羅·哈吉斯在本片中給出了他自己的和解方案。但他作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展示社會現實逼真而深刻, 解決現實矛盾則蒼白而幼稚。」（參考文獻[1]）

吉恩得到了瑪利亞的幫助，而十年的好朋友卡羅爾（Carol）卻因為正在按摩而袖手不管，她的和解是寬容【她在電話裡對卡羅爾說：「你一年內，好像是，換了六個管家？」（You go through, like, six housekeepers a year?）說明卡羅爾代表刻薄的性格。】。克里斯廷獲救也是因為寬容，不過是少數族裔對白人的寬容。賴安和偷車的安東尼通過拯救他人而獲得救贖，同時安東尼一直都懷有強烈的種族敵意，不願坐公共汽車【他說公共汽車安裝窗戶是「為了羞辱那些被迫乘坐的人們」（To humiliate the people of color who are reduced to ridin' on 'em.）。】而片尾他看著公共汽車中安寧平和的少數族裔若有所思。

卡梅隆除了被指責不勇敢，還被指責不夠「黑」並與妻子的感情產生裂痕。影片對其一一進行了彌補，他通過和一群黑人青年一起往燃燒的汽車上扔木塊滿足了對自己黑人身份歸屬感的訴求，並在電話中對妻子說「我愛你」。

片中「鎖」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鎖匠丹尼爾（Daniel）不被吉恩信任也不被波斯老人法哈德（Farhad）信任，但他關於仙女和隱形斗篷的故事贏得了自己女兒的信任，使他因此而獲救。小女兒推開屋門（封閉的心門），在全片最為燦爛的光線下奔向父親，跳到父親的懷中，象徵著信任和愛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強權（這個鏡頭是全片最亮的）。

緊握弟弟的聖徒克里斯多福小雕像的格雷厄姆象徵著宗教的救贖。讀不懂英文的法哈德結尾喃喃地說「她是我的天使」，這也是歸於宗教的和解。而事實上救他的是隨手買來空包彈的女兒【多莉一直都不支持父親買槍，片尾她拿出的子彈盒子上寫著「Blank」（空包彈）。】。和片中幾乎所有人物一樣，這同時也是歸於家庭之愛帶來的和解。

《撞車》以高明的敘事技巧成功地撫慰了在「9·11」和伊拉克戰爭傷害之下的美國觀眾，反映了美國社會中複雜的種族歧視問題，並用巧妙和感人的情節給出了好萊塢式的和解——雖然和解的方式沒有思想深度，但片中對美國「世界警察」形象的自我反思值得稱道，無怪乎獲得六項奧斯卡提名和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三項大獎。

參考文獻

[1] 王蘇生. 《撞車》:巧合與衝撞下的象徵. 電影評介, 2006,(13)
[2] 張濤. 《撞車》——交叉蒙太奇的典範. 電影文學, 2006,(07)
[3] 顧春花. 論電影《撞車》的敘事策略. 電影評介, 2007,(05)
[4] 張斌. 斷裂、彌合與超越——《撞車》中的意識形態分析. 唐都學刊, 2008,(01)

影片精讀論文，出成績了，終於敢把文章貼出來了^^ 為了嚴格控制正文的字數（事實上最後還是嚴重超標），本文的註釋加得非常誇張，所有講故事的文字全都註釋了，為了可以讓別人不跳來跳去地讀用方括號加在正文裡了。

本文代表了我目前解讀電影的最高水準（憋了好幾天呢，呵呵），但我交完之後了解了一點時事，馬上就發現寫得太不深入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文中提到的「複雜情感」有多麼複雜——一連串的戰爭中，美國人對政府既同情又無奈。我對編劇拿捏感情的精到更加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