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黑九月」染紅的慕尼黑

1972年8月，西德承辦的第20屆奧運會如期在慕尼黑開幕。西德當時雖未與以色列建交，但還是邀請以色列參與奧運會，藉此修復兩國間的關係。以色列也用行動回應了西德政府的邀請，派出有史以來最大的代表團參加慕尼黑奧運會。

當慕尼黑奧運會演變成規模最大、參與運動員和代表團最多的一屆奧運會時，它的預算也增至到歷屆之最。為基礎設施建設及購買先進體育器材投入大筆資金後，安保費用一度被壓縮，組織方為此大幅縮減警衛人員和安全設施的開支。

北京市反恐協調小組情報專家、市社科院首都綜治研究所殷星辰所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德國安全部門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分析不足，忽視了恐怖主義的崛起，既沒制定防止恐怖主義分子襲擊的預案，更沒進行相應的演練。」當時的中東局勢異常緊張，三次中東戰爭中皆敗的巴勒斯坦人，將劫持飛機、綁架人質、炸彈爆炸事件當作一種新的武器來使用，並流露威脅奧運會安全的企圖。

殷所長透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奧運會開始前，西德安全部門曾聘請心理學專家喬治塞伯博士為奧運會安全顧問，來預測下奧運會上可能發生的恐怖事件，以促使警方有針對性地進行防範。「先知先覺」的喬治塞伯曾設想到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凌晨爬進奧運會綁架以色列入質的情景，甚至還預測巴勒斯坦人索取飛機及寧死不屈的結局，但德國安保部門對喬治塞伯的「離奇設想」看得很淡：「能不能不把情況設想得那麼可怕？」

反恐問題研究專家、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張家棟副教授，則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上來解讀德國的安保工作，他告訴記者：「慕尼黑奧運會之前的歷屆奧運會，從未發生過恐怖襲擊，因此奧運會是安全的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組織不會對奧運會採取行動，這容易遭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另外，如果西德當時採取極端的安保措施，不僅沒有必要，也可能遭致全社會的非議。」

這種輕鬆的心態，加上預算的限制，導致西德奧組委雖有相應的安保預案，但缺乏相應的執行力，張家棟說：「專家做預案時需評估事件發生的機率，是否做出有針對性的防範，取決於資源的分配及風險係數的高低，對任何預案都能做出百分百的防範是不可能的。」

「慕尼黑奧運村的安保就相當於現在北京大多居民社區的安保水平：有一個圍牆，幾個阻擋設置，未攜帶武器的警衛，安保能力非常薄弱。」曾參觀過慕尼黑奧運村的張家棟教授，印象非常深刻。這種「不設防」的奧運會佈局，為之後的災難埋下禍根。

1972年9月4日，當日無賽事的以色列隊員早早休息。次日凌晨4時左右，8名「黑九月」恐怖組織的成員帶著衝鋒鎗、手榴彈等武器，爬過柵欄，衝向早已摸清楚的以色列運動員居住的大樓。在用預備的鑰匙打開大門後，僅用了25分鐘，就槍殺2人，綁架9人，由此開始要挾西德和以色列政府，要求以色列釋放關押的數百名巴勒斯坦人，要求西德政府提供他們離開使用的飛機——事情的進展和喬治塞伯的預測完全一致。

在獲知恐怖份子綁架以色列隊員後，西德就此與以色列政府有過溝通，希望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的條件。但以色列政府素來堅持不和恐怖份子和談，要求西德方面自行處理，甚至準備在緊急情況下派遣特種部隊自行營救，處理恐怖事件缺乏經驗的西德政府陷入了困境。

張家棟教授對西德的態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西德此時很犯難。「首先西德和以色列尚未建交，不可能貿然允許以色列部隊進駐慕尼黑來營救。其次，西德和阿拉伯國家關係微妙，一戰、二戰時，他們和奧斯曼、土耳其等國家很親近，因此不願公開得罪穆斯林，但又必須對以色列運動員的安全承擔責任。」更為重要的是，西德相信自己的反恐應對能力。

遺憾的是，西德安保部門在應對措施上漏洞百出，比如警方決定讓警察裝扮成廚師，趁給恐怖份子送飯時制服他們，但恐怖份子命令只能把食品放在樓前的草坪上。後來，警方讓13名警察假扮成運動員模樣，試圖從導熱管中爬入出事大樓。當他們好不容易爬到屋頂的通風孔時，行動被迫終止，因為各大電視台都把鏡頭對準了該樓，這一現場直播的行為，不僅讓西德的行動被恐怖份子看在眼裡，更刺激了恐怖份子要魚死網破的決心。

多年後，張家棟教授與當時的警察、此後的德國內政部長就「電視直播」一事進行討論時，德國方面的回答出人意料。「西德當時最擔心的不是類似『黑九月』這類民間恐怖份子的襲擊，而是擔心政府間的暴力。經歷過納粹極端控制後的西德，比其它國家更注重人權和新聞自由，他們無法剝奪市民和媒體的知情權。對黑九月組織性質和行動方式認識不足讓西德的解救計劃吃了大虧。」

在奧運村對峙了很久後，西德方面未能和恐怖份子談攏，最終不得不按照對方要求提供直升飛機，並將解救計劃改為伏擊。

恐怖份子最後的撤離，是西德全盤計劃成敗的關鍵。遺憾的是，安保部門在組織上犯下重大失誤，最終沒能阻止悲劇的發生，殷星辰所長為記者分析了伏擊戰中的失策之處。

「當恐怖份子同意乘直升機離開奧運村，然後換乘民航客機飛往第三國後，西德警方準備在恐怖份子從直升機換乘民航客機時動手。他們準備了兩套方案，一是用埋伏好的狙擊手進行伏擊，另一個是安排17名警察裝扮成機組人員登上民航客機，試圖做最後努力。然而這17名警察並未受過特殊訓練，只是普通的防暴警察，心理素質極差，在距直升機抵達還有最後15分鐘時鬧出內訌，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無異於自殺的行動。警察們還抱怨說，他們所穿的民航制服不齊全，毫無疑問會引起恐怖份子懷疑。負責現場指揮的警官讓大家舉手錶決，17名警察一致主張放棄行動，集體撤離。」

「就這樣，最後一線希望都落在5名狙擊手身上。但最糟糕的是，阻擊手中兩位來自巴伐利亞防暴警察隊，另外3人是慕尼黑警察局的官員，都從未受過狙擊手訓練。況且狙擊手既沒有精準的狙擊步槍，又沒有防彈背心，也沒有夜視儀和對講機，因此第一輪攻擊中只有3名狙擊手開槍，使恐怖份子有時間躲藏起來，將全部9名人質射殺。另外，德國警方的情報工作出現失誤，始終認為恐怖份子是5人而不是8人，導致營救工作陷入被動。」

「慕尼黑慘案」發生後，世界輿論紛紛批評西德政府和警方在此次營救中準備不足，但周家棟教授認為德國方面做的雖然有些不完善，但受制於當時形勢，已盡最大努力，「即便讓其他國家來處理，也不一定比德國處理的好。失敗的行動並一定差，有時失敗是必然的。」

奧運會的安保工作，自「慕尼黑慘案」後開始加強，其所佔奧運會籌辦的費用比重越來越高。經歷1996年亞特蘭大公園爆炸案、2004年希臘奧運會爆炸案後，在「9.11事件」背景下的奧運反恐戰略中，加強國際間的合作成為一大亮點。2004年雅典奧運會時，北約部隊游弋在希臘附近進行安全防範，各國代表團增派安保人員隨團出征都是鮮明事例，大家的共同心願，無非就是希望「慕尼黑慘案」永遠不再重演，還奧運一個安靜和平的環境。

PS:媒體用稿。

圖文：http://www.pignorth.cn/index.php/2007/09/04/munih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