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症候群

2008年嘎納電影節開幕影片《盲流感》改編自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的獲獎作品，這本書的中文譯名是《失明症漫記》。當年評審委員會授予作家的得獎理由是：「由於他那極富想像力、 同情心和頗具反諷意味的作品,我們得以反覆重溫那一段難以捉摸的歷史。」作品以某個並未指定的西方城市作為背景，敘述了當地居民群體性地失去視力後所發生的人情冷暖，整個故事以失去視力隱喻人類的「道德失明」，彷彿一個徬徨而迷茫的寓言，直接觸及人類最醜陋的慾望和無可救藥的脆弱。

《盲流感》容易讓人想起另一部有著類似風格和指向的影片《人類之子》，後者改編自P·D·詹姆斯的同名小說。在《人類之子》中，人類突然神秘地失去了生育能力，面臨滅亡而處於絕望邊緣的人類社會被一片黑暗籠罩，戰火紛飛、秩序無存。在技術上《人類之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傑作，影片除了極具觀賞性的長鏡頭和極具真實感的槍戰場面外，在佈景和道具中也幾乎處處充滿著別有玄機的政治和宗教隱喻，令人稱奇。但令影片整體境界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劇本對現實社會迂迴而不失辛辣的鞭笞和諷刺，與其說影片是一部以人類失去生育能力為主要題材的科幻影片，還不如說它直接針對充滿種種陰暗和矛盾的人性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一旦人類社會失去了得以延續的希望，一切的秩序、道德和文明是否還會在餘生延續？

說《盲流感》和《人類之子》兩部影片十分相似，除了是因為兩者都在科幻外衣下將真正的矛頭對準現實社會之外，還由於這兩個故事有著一個共同的背景假設——人類群體性地喪失某種重要能力。不論是《盲流感》中的視力，還是《人類之子》中的生育能力，人類社會都因某種重要技能的喪失而面臨崩潰的威脅。

這一個假設頗為值得玩味。一是，由失去能力引發的恐懼並非外生，既不像外來物種的突然入侵襲擊，也不同於武器氾濫等玩火自焚式自導自演的悲劇，而完全來源於人類自己，最終所引起的所有後果，是人類自身主觀推動的。二是，能力的喪失始終並未追溯出什麼具體的緣由，或許一開始同《盲流感》中所說的那樣，還有許多科學家試圖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和探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致所有人群都淪為犧牲品後，對自身命運的恐懼和求生本能的釋放遠遠超過了對失能現象本源的探究和彌補措施的思索。三是，失能雖是對生理機能的破壞，但最終陷入困境的實質上都是人類的心理，從個體的歇斯底里到社會的秩序淪喪，失控的心理狀態在其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建築在失能這一假設之上的，是社會規則的無能為力。在不同尋常的狀況下，政府的約束和社會成員的自律都不能起到任何的彌補作用，因為恐慌心態一旦在群體中蔓延開來就很難收口。兩部作品各自都有著具有隱喻作用的關鍵人物——《盲流感》中並未失明的醫生妻子，以及《人類之子》中神秘懷孕的非洲少女。她們的存在既是失能社會的生理奇蹟，也是盲從人群的心理依靠，而從某種角度來說，兩個故事的所有情節也都構架於這兩個「例外」之上。

有意思的是，美國演員朱莉安·摩爾在兩部影片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盲流感》中她出演了那位在失明人群中唯一存有視力的妻子，而《人類之子》中她則扮演了暗中幫助運送嬰兒的警察的前妻。其中，《盲流感》中視力尚存的妻子，在故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更為顯著而主導的。在整體色調較為灰暗的影片中，尚存視力的她，在與丈夫和其他失明宿友共同生存與鬥爭的過程中，體現出的是理解和關愛，似乎是所謂光明和良知的化身。但不能忽視的一個細節是，她的道德也是有邊界的——當她在丈夫的幫助下帶著滿包庫存食物逃離業已荒廢的超市時，在她身後的正是其他在辛苦覓食的盲人。他們發自本能的求生手段是把女人攔下，搶奪她手中的食物，但在女人的眼中，這一群「惡狼」是多麼地駭人而恐怖——她眼中值得關心並為之奮鬥的，只有她的丈夫和那群在隔離所內朝夕相處的患難友人，其他的人即使處境再為艱險，她也不能也不願關心。更何況那群人還有著如此兇惡的表情和殘暴的舉止，她甚至可以在之後親吻一條流浪街頭的狗，也不願再自己回去找尋丟失的衣物。她也不是上帝，放在以前也只不過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正常人，她即使再比別人健全、再比別人有良知，也成為不了博愛眾生的上帝，現實和理想都告訴她，若要生存下去，靠的是肚子而不是良心。與其說她是代表人類道德和良知的長明燈，還不如說是光亮與熱能都有限的蠟燭。這種有邊界的道德顯得倒更為合理而深刻——既給能夠延續的未來生活留下了一絲溫暖與希望，也沒有逃離全片構築起的批判與自省的基調。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劇本和剪輯的緣故，《盲流感》的敘事有些失當，在一些關鍵性情節上的交代不夠細緻和清晰，導致觀眾許多不必要的疑惑和不解的產生。但縱觀全片，《盲流感》雖沒有《人類之子》那樣極具野心的藝術或技術細節，但在整體上依舊保持著較高的觀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