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之過&政治思考&什麼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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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be是哪來的？
    似乎三部看完都沒有明說，但是其實第一部就有過隱喻式的交代。根據片子的情節和人物對話，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論為，這是一個政府部門（或某些掌握巨大權力的政客）主導建造的東西，目的不詳。如建築師Kazan所云，這是一個「無心之過」。
    人們通常把過惡理解為刻意的東西，以為「無心」構不成大錯。傳說，閻王殿的門口掛著的對聯寫的就是：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作惡，雖惡不罰。把意圖倫理看得最重的民族常常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走彎路。實際上，分析一下人類經過的所有巨大人為災難，每一個背後幾乎都包藏著大量的「無心之過」。
    納粹就是個例子。我們都知道眾多的納粹軍官在戰後都用「我只不過是執行命令」來為自己的殺戮行為辯護。而在我們國家更有甚者把那一段不堪歲月描寫成「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病態心理。人們在某種意識形態、學科分工、職業規範、知識化專業化或其他種種「催眠術」的影響下，懸置應有的道德判斷：或者把道德問題塗抹上意識形態的閃光塗料；或者把道德問題拆解開來，化約為一個個零星的專業知識問題加以屏蔽，這樣鑄就起來的無心之過，往往是巨大災難的真正推動力。
    但是很遺憾，面對無心之過，似乎還是沒有什麼好的防範措施。雖然自由國家的制度可以大大緩解因意識形態帶來的無心之過，然而你永遠不能保證自由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會珍惜自己的自由，形成獨立的思考去抗拒「無心」。在今天，強勢的大眾文化、快餐式的生活，這都是獨立思考之敵，也是隱藏集體無意識和「無心之過」的魔瓶。「逃避自由」的結果就是心慌方。
    正如甘迺迪總統說的，「放棄自己的判斷是不道德的」。

    我們再來看看這些在Cube里掙扎的人們。
    也許很多人都還記得小時候的那個故事，說用瓶子模擬一個出事故的礦井，井底放幾個小球代表被困人員，一次只能救一個人，上面的人如果一個接一個地拉出去則全體得救，上面的人若爭著一齊拉則一個也出不來。這個古老的故事昭示著人們，缺乏規則，一切就都是空談。
不祥的是，粗心而驕傲的現代人常常忽視它……他們以為憑藉技術我們就可以取勝。
    其實，令人頗有些驚詫的發現，即使在如此險惡的環境裡面，這些人的思慮還是沒有達到應有的成熟。他們起先慌亂，繼而聚集並求生，然後是通過技術手段尋找出口，卻唯獨沒有認認真真的考慮過一個重要的問題——政治問題。
    政治冷漠是要不得的，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你不搞政治，政治就要來搞你。也許正是在公眾生活的政治冷漠讓他們沒有那一份心智去考慮政治，這個過錯的後果只能由他們全體的死亡來承擔。只有傻子走出去，這是對一群沒有政治頭腦的人最大的諷刺。其實在歷史上，曾經有一群人跟他們有過類似的境遇，然而那些人卻靠著善良而智慧的政治頭腦，不僅成功脫險，而且成為美國立國最偉大精神來源之一，那便是《五月花號公約》和五月花精神。
    在Cube第一部裡面，使得全體死亡的直接原因出在昆廷身上，而不是立方體——這個現實生活中代表正義的警司在沒有得到任何授權的情況下，就自封為他們那一幫人的領袖。這個領袖為大家設立一個共同目標——活著出去。OK，為了活著出去，你們都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視為擾亂，而干擾大家求生的行為是絕不容許的，所以我要對你施加懲罰。請看，這樣一來，一個縮微版的專制主義結構已然生成。昆廷儼然就是一個威權領袖，其他幾個成員則被綁架進了「革命黨」，乍一看來，「領袖」道德感和正義感都十分強烈，折服人心，是個好人；成員們又都各司其職，有的會算術、有的會醫療，還有的懂建築——總之各有所用吧，就連瘋子也是數學天才。這樣一個團隊要衝出去豈不是穩操勝券嗎？
    但是，政治智慧要求我們思考權力的運作方式。是的，這樣一個「縮微版專制主義結構」傳說是高效的（異次元恰恰向我們證明它是低效的！），然而它內部卻缺乏對權力的制約。一旦權力犯了錯，成員們是沒有任何和平制約措施的。在昆廷害死了醫生霍洛維之後，他「權力」的本質暴露無遺：那便是他自己那一身發達的肌肉和強健體魄，是他的拳頭硬，他打得過、鎮得住其他人，於是乎「有槍便是草頭王」了！
    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近乎荒誕的事實：這些在現代社會（而且應該是自由國家裡）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醫生、建築師和警察們，他們居然接受了這樣一套叢林法則！倘若他們能有一點點「五月花精神」，思考一下集體行為的規則，應當不至於落得那步田地。可是，也許是在慌亂之中失去理智，也許是因為他們腦子裡壓根兒就缺了政治這根弦——其最終失敗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許有人說，現代社會分工如此發達，沒有職業的政治學者在場，一般人又怎麼懂得如何建立一套良好的規則制度呢？對於這個問題，我也只能說：失敗就是失敗，不懂不是藉口。誰讓你不懂呢？五月花號上的流浪漢們就懂嗎？美國建國之初的鄉巴佬們就懂嗎？自由的社會本質上是由個人承擔責任的社會，然而科技的進步和分工的細化卻使得這份責任越來越重，以致於個人的肩膀無力擔負（當然也必須指出，這裡也有相當強大的「逃避自由」的主觀因素存在）——他們開始習慣於把自己的責任交給政府或者其他異己力量，這最終的結果就是心慌方里Game Over的厄運。在昆廷「自封」的那一剎那，建築師Kazan輕蔑地抗議道：你說是就是了？這也許是唯一一個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質問，遺憾的是，這個質問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所以，讓在我們在思考具體怎麼做那些技術活兒之前，先花五分鐘時間想想權力的來源及其運用、想想規則制定吧。不要用「不懂政治」來推脫，政治思考是每個人的責任，推脫的後果就是出不去。可能在那樣一個慌亂的處境之下，人們盼望得到權威的引領就彷彿嬰兒盼望得到父母的照料，但是無論如何，請用理性平和的心態節制一下您的恐怖情緒吧。不得不說，有時候現代人真的是相當可憐。

    到底什麼是所謂的「壞人」？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小的時候我們以為電影裡的國民黨特務漢奸就是「壞人」，但是現在我們明白，那是一套可笑的意識形態符咒。於是我們又覺得觸犯道德和法律條文的是壞人，譬如欺詐、殺人、搶劫強姦。但是如果人類社會的壞人僅僅是這些，其實不至於造成很多災難性的錯誤。
    在影片的開始，我們並不會想到昆廷是個壞人。他表現得極富道德感、使命感。他穩定眾人的情緒，安慰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使大家逐漸把心態調整平和以共度難關。這樣一種姿態在一個突變的境況下，也把他的地位彰顯得十分突出。他是現實世界中維護正義的警察，在虛擬世界中也「理所當然」地成了眾人的焦點，即使舉行選舉選出他們當中的領導，我看昆廷當選的可能性也最高。他的性格沉著鎮定、處變不驚，而且有著相當強大的信心和樂觀態度，堅信一定可以出去，這樣一種態度無疑也對大家的情緒起到了很大的穩定作用。只有在穩定的心態下，他們之中每個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也許是他的職業練就了這樣一種性格，但無論如何，至少他在前期有很大的功勞。
    以他前期的表現，我們非但不能說他是壞人，而且甚至也不能說他是處於好人和壞人中間地帶的那些人，他就是一個好人。光看著他的外表，可能就給人一種可信任感和依賴感。
    可是，隨著情節的展開，他的那些隱匿的毛病我們漸漸也發現了。他習慣於命令——服從邏輯，忌刻、不寬容。他常常把好人和壞人絕對化，把那些沒什麼的道德感和使命感的人也看成壞人或至少是無用之人（對Kazan）。同時他又習慣於正向思維，因而也反感霍洛維醫生動輒對一些事情提出質疑的習慣。他對人和人生命的看法又是不平等的，對他來說，首先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其次在Cube裡面人們的生命價值按「有用」程度排序，譬如數學系女大學生利文可以算出脫困之路，因此她的生命價值最高也最受昆廷器重。傻子什麼也不會幹，因此生命價值最低也常常遭到昆廷的冷言惡語，可是當人們發現傻子其實是數學天才的時候，昆廷又對他熱情起來。這當中又反映了昆廷此人極端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自我中心和沒有任何信仰。
    把他的優缺點兩相聯繫，我們驚詫地發現：他的「道德感」不過是他強烈求生慾望的一種美化表達；他的「使命感、正義感」不過是他唯我獨尊的漂亮修飾。是的，他是有樂觀的心態、鎮定的情緒，可是在不寬容和功利主義這個更為根本的性格特點面前，這兩條都演化為了他使用暴力的藉口。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還不能就認為他是一個壞人，而只能從九十分逐漸降到六十分。真正使他成為壞人的，是由性格——思想到具體行動。這個關鍵性的行動就是他殺死霍洛維醫生。殺死醫生標誌著他正式地當上了壞人。因為這個行動表明了他的近乎瘋狂的忌刻、奸詐和不會節制自己（不會區分思想和行動），同時這個行動也使他自己在心理上完成了由好人到壞人的質變：殺人之後，他不再需要那些騙人騙己的「道德感」、「正義感」，老子就是要出去！赤裸裸的利益宣示成為了一切。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有句名言：「無論如何，權威排除對強制的使用；一旦武力被運用，權威本身便失敗了。」套用這個思路過來，昆廷也同樣如此，只是他還並不相信自己的失敗。殺死霍洛維之後，他的「權力」本質：硬拳頭，還施用了好幾次。他以為用武力相威脅便可以使大家順從。這個時候，大學生和建築師才終於意識到他的狠毒和可怕，他們聯手行使了「權力限制」，不僅絕不再承認他的權威，而且設計剷除這個惡棍。之後，一種真正較為自由平等的人際關係也在他們中間形成。然而可惜的是，他們把除惡看得太簡單，最終導致了昆廷的反撲，Game Over。

    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說過，「我那時還不了解人性多麼矛盾，我不知道真摯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蘊藏著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惡里也找得著美德。」人性的複雜性是文學書寫的對象，也一定是政治學思考的對象。好的制度從來都是要防範權力而不管掌權者看起來有多麼高尚。
    異次元給了我們許多啟示。一個相當重要的啟示便是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忽略制度。從善中發現惡也好，從惡中發現美也罷——自由的制度並不關心那些具體的ABC怎麼折騰，它只關心當權者想要為惡的時候，怎麼才能讓他幹不成，怎麼才可以讓人們及時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