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頓與福貴

這期的手冊有一篇David Fincher很長的訪談。總的來看，Emmanuel Burdeau的表現得很合乎一個很愛闡發但又很二的法國影評人的標準，Fincher則是一個原原本本的美國人，甚至不是一個導演。電影是有趣的，我認為至少美學上，《班傑明·巴頓奇事》幾乎要將特效，這個還沒有被完全美學化的電影元素，完美的楔入到既有的電影美學體系中（另外我也認為這部電影算是第一部將特效這種電影手段帶到抒情境界的好萊塢電影，這無疑為未來的好萊塢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從降生那一段開始，怪胎身體的質地，他的聲音以及他特效式的存在，與之後父親的噴跑，人群的湧動，情人間的嬉鬧，開始黏合在一起，當然，這種黏合在初始時依舊需要一種著重的「擠壓」，比如推拉後的特寫，以及旁人的尖叫。之後，隨著特效自我體現的漫長過程，「真實」，即演員的肉體真實逐漸被一個帶有特效痕跡的「溷合」身體取代了（直到中途，身體還原為皮特）。這個過程發生得很微妙，一方面對於觀眾，「荒誕感」的消失以及對這個身體身份的確立都需要情節與時間。觀眾起初處於一種將信將疑的狀態，對於一般特效身體的期待依然濃厚，比如在巴頓即將跌下樓梯時希望看到其身體瞬間的「壞掉」，但慢慢的，嚴肅、統一、宏大的敘事風格開始便逐漸解除掉了這個身體的喜劇或者驚悚的意義。另一方面，作為「怪異」身體攜帶者的巴頓，在這部電影中卻並沒有以一種「特權者」的面目出現的，在身體群體中（比如，對船長的紋身身體或是凱若琳的舞蹈身體也投入了很多迷戀）以及在時間中都不是。以往的特效身體，其存在往往是為了追求對這種特效功能的強調。故而，這類電影必須設置相應的時空場景以實現這種強調。最典型的表現莫過於超人或蜘蛛人的變身模式（以普通人的狀態消失+以superhero的狀態歸來+救險+回到普通人狀態），這種變身（救險）事實上暴露出（觀眾確認）先前的」普通人」其實只是隱匿的特權者的偽裝，抖落出了眾人之中的異類身體。而已頓卻沒有一種對自己身體刻意的認知，或者一種對這個身體所負擔的特殊使命的意識，在鏡前的炫耀也只是表達最樸素的自戀而已。他幾乎沒有「特權」，且只有一種使命，就是「經歷」（當然，必須強調的是這是導演以及編劇的刻意處理，巴頓以及周邊的人都被設置為了不愛以訛傳訛的老百姓）。從而，他的特效身體便可以存活在一種普通的剪輯速度與景深中，而幾乎不需要用加註解的方法來不斷確實其反現實的奇觀性（也許在巴頓最後一次出現時有所強調）。

既然談到「經歷」，就不能不提及時間問題。在一般的特效電影中，特效身體的出場往往就代表了一種對既有時間秩序的入侵或者打亂（例如《終結者》中所實現的時間干預），或是一種在獨立、隔絕的時態下與普通身體進行的對抗。這同樣象徵著一種特權身份，即特效的永恆性與兼容性：它可以在任何時間維度以任何形式出現，或者反過來說，能夠在所有時間維度進行穿行的只有特效（而不是我們。Superhero之所以受到我們的尊重，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每次都可以『即時』的出現，恰巧的在場）。然而在這部電影中，既有的時間體系得到了尊重，主人公的特效身體與其他普通身體一樣，經歷時間中一般原則的洗禮，卻沒有向時間索取額外的優惠以突出其的尊貴與獨特。在同向、同質的時間中，我們看到一個特效慢慢變成人——而不是相反——以致於後來我們便不再關心特效的存在，其與肉體間的替代關係亦可以忽略不計。剝離形骸的迭變在外，巴頓的電影其實與阿甘的故事何其相似。只不過一個是用肉體的逆向生成作為線索，一個用智力缺陷引發的感情流變作為線索，但二者貫穿起的其實都是歷史。相形之下，我卻想到一個很沉痛的問題：如果中國人拍攝一部這樣的電影，那倒敘的歷史會穿過什麼？如果中國人可以立起一塊逆時針的鐘，我們到底可以希望誰回來？對歷史、對時間的尊重，抑或一種新鮮的肉體美學，在回顧一個生於1918年的中國人的一生時，幾乎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也許是讓他活得如一場審判，一場瘟疫，像《活著》中的福貴那樣，經歷最痛苦的生活後再最痛苦的死掉。中國大概需要10000部這樣的電影來倒敘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