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賣身，我賣子宮》：勾欄裡的百萬富婆

    在香港有兩個導演是最關注妓女生活的，一個是陳果，一個是邱禮濤，陳果的同情心全部撒給了來香港搶錢的大陸妹，也就是所謂的「北姑」；邱禮濤則是始終死守著天生天養了港人的這片土地，不帶一絲妥協。或許是巧合，兩人的妓女題材分別捧出了兩個金馬影后，一個是《榴槤飄飄》裡的秦海璐，一個是《我不賣身》裡的劉美君。

    《我不賣身》裡的黃秋生用他職業性的眼光去給別人估價，企街的毒姑保價為零，死了丈夫的孕婦媽媽可以拿到一百萬，也依舊難以過活，她們都是社會角落裡的苦命人，住在彼此的隔壁，在閃閃的霓虹燈下來來往往，每日相逢又不必相知。阿鍾依舊是街邊的流鶯，擺脫不了尷尬的毒癮和習慣性的職業，被人罵做「雞」罵習慣了就不生氣了；蓮花是來港的大陸妹，嫁了一個香港人，結局卻是拿子宮換幸福，不管賣身也好，賣子宮也好，她們的內心都閃爍著一種光芒，它叫做希望。

    經濟危機的蕭條景像似乎被邱禮濤移植到電影裡來，雖然那是千禧年，阿鍾和她的同伴拉客卻越來越困難，很多時候甚至只有靠熟客來接濟，《性工作者十日談》裡的鴇母余安安說夜總會現在是夕陽產業，所以她們要關門了，小姐們要嘛從良，要嘛去企街，兩年前還流行的「一樓一鳳」也由於房租的上調而無以為繼了，再加上北姑來勢洶湧，阿鍾她們的生活倒顯得有些支離破碎了。賣身真的是很苦，港姐總是賣完了就磕白粉，彷彿那是她們身體受虐後的止痛藥，北姑總是很勤奮，細心的攢著錢，心裡打算著某一天上岸之時可以衣錦還鄉，開個店舖或者辦個學校，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下半輩子。

    其實不光北姑在街邊搶港姐的生意，金像獎又何嘗不是呢？放寬政策的那天保利博納就湧進來了，董平和於冬等人把香港電影引進了內地，港片那垂垂欲死的票房數字竟然扶搖直上，拜金主義佔了上風，合拍電影似乎就成了一條唯一的途徑，於是北姑們蜂擁而至，一下就搶走了四年的金像影后；導演也都學會了往北看，純粹的港片已經寥寥無幾，要嘛無法引進，要嘛壓下停拍。反觀肆無忌憚的大片佔據了所有的院線，欺騙者所有消費者的錢囊，卻沒有一部關乎起這個蕭條時代的主題來，真正具備了社會意義的竟然是《天水圍的日與夜》與《我不賣身》這樣的小成本港片，又是多麼大的一種諷刺啊。

    邱禮濤依然故我，攝影機掃過層層的街道，又對準了了一個個拉皮條的身影，神經兮兮的阿鍾等待著龍年轉運的到來，所以不停的拉客，只為了攢起整牙的資本來換取一份從良的信念；蓮花挺著自己日益隆起的腹部去討錢、去抗議，她不想落魄的回鄉落位她人的笑柄，堅定起一種「死也要死在香港」的信念。在局外人看來，賣身與賣子宮都是在糟踐自己的肉體，而兩種人居然相互之間看不起，買子宮的說賣身者不乾淨，賣身者卻反擊道：我只不過賣身罷了，你連子宮都賣。

    導演用這兩塊底料編織起香港性工作者的生活，攝影師阿志與買保險的劉福意成為了其中穿插的引線，估價是誰都會的，只要你看到的不是一隅而是全貌，導演也很聰明，慢慢的把整個性工作者的生活全局拉進了觀眾的視野，讓我們的視線從最初的俯視開始慢慢的上升。人是不分貴賤的，性工作者也是人，為什麼就應該遭到放逐呢？等我們回身看看，這些社會角落裡的痛楚，又有誰是真正的關懷過呢？掃黃打非，說的很容易，查的很徹底，但是又有誰仔細想過造成這些女子命運的社會問題呢？

    所以說我很欣賞邱禮濤，因為他真正感揭社會的傷疤，這個過程他自己也在痛，所以影片總會給人一種悲情的味道，不一樣的是他不會如陳果那樣的放任不管，而是用一種人物的振作來進行一種自我救贖。早日上岸、成為港人，在別人看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在她們做來便需要很多年，社會給予他們一片空白，她們別無他法，只能通過自己的身體耕耘去實現，性工作者不是可恥的，只要她相信光明，終有一天能夠上岸，放下自己的臂彎去擁抱自己所愛的人，這份信念，是那些醉生夢死的性工作者所缺的，又是這個醉生夢死的香港影壇所丟棄掉的。

    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叫做《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那是一幅關於夢想無比璀璨的畫卷，《我不賣身》沒有那麼華麗和絢爛，卻通過簡單細膩的筆畫去書寫勾勒了底層女子的悲歡，這個電影看似平淡，卻折射出一種發自情感的力量。黃秋生最後給阿鐘的估價從零變成了四百萬，這個價碼正好就是希望的價值，只要你的夢想不滅，你就可以成為百萬富婆，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文/灰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