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件」的變遷

　　首先要問的這是部「紀錄片」還是部「故事片」？論形式，這種大段的對話，固定的機位，打光均勻的場景，幾乎就是紀錄片的處理方式。影片的清晰度，帶來的感覺更像一部地方電視台的專題片，而不是承載記錄的膠片，至少第一印象如此。

　　但這並不是一部真正的「紀錄片」，雖然它很像，畢竟那些接受採訪的大都是真正的市民。但是，當呂麗萍作為我們熟悉的職業演員出場時，關注點就突然變成了「她演的像不像？講述的回憶是真實還是虛構？」其中最慢長曲折的一段回憶屬於陳沖，最樸素的自責源於呂麗萍，但最美的鏡頭卻留給了趙濤。一種社會形態的逐步開放，也伴隨著某種價值觀的消逝。這種消逝的必然結果，就是所有的結局最終都落在了「反思」上。

　　一段段採訪組成了這部影片，不厭其煩對話就是要道出一個時代的變遷，每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個人感受。除了三段女性主角的回憶，另外幾位不同年齡段的男性訪談者，則從側面提供了另一種價值追求。重複性勞動帶來的是人的機械化，個體塑造性的喪失，這是作為主持人的趙剛所無法認同的。而作為父輩和祖父輩的老工人，他們早已習慣於這種人格「標準件」的打造過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連「遲到」這種「毛刺」都無處可尋。

　　影片在音樂中傳遞著熟悉的時代感，更能引發觀眾的共鳴，有時直接用話語來恢復這些僅存的聲效，帶來一份傷感。兵工廠，支邊，大院，勞模，拆遷，新樓，每一個詞語都是一代人的標籤，合在一起就成為了一個國家的斷代史。《二十四城記》里詩句的選取，也使得這種特定群體的變化，濃縮為一種預言。而這預言的巧合，我想已經不用再說。「成都」，這個中國西南部的城市，已經在這個星期內充滿了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如果只看影片本身，如果不了解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同樣會有西方觀眾被打動。而對於我們這些中國來的記者們，又怎能在觀影時不去聯想同胞身處的災情，這廠房的倒塌，何止是人力的所為。

　　在新聞發佈會上，賈樟柯站了起來：我不知道合適不合適，但我希望在場的所有人能用一分鐘的時間來默哀。

                     Luc，2008年5月17日於法國坎城

【去年採訪時的舊文一篇，小賈最近忙著出書。突然想到一個八卦：為什麼《24城》在坎城首映時，陳沖趙濤都來了，唯獨沒見呂麗萍？ 也許，也許，是因為，那天張豐毅也來坎城出席《赤壁》的首映吧。 我胡猜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