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城記》的痛和不足

當我在柯達影院的過道里等朋友時，不遠處傳來一陣聲音：廁所就在前面。哦，謝謝。不經意地望去，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是趙濤，我這才想起來今天是來看《24城記》的。靜靜地站著，等她從面前經過。一身黑色，比我想像的矮一點，淡定。我在想像廁所裡的朋友，想像著她在水龍頭面前，看到旁邊的人是趙濤時的表情。那一刻，想打電話給朋友：嘿，趙濤也在廁所。哈哈，算了，自己已經過了這個年紀了。不，應該說自己一直遵循導演靈魂制，只是還沒到布列松那樣把演員當棋子。一直習慣於那些陌生演員，因為陌生，便沒有預期，沒有固有的印象，也就有更多的可能，這算不算電影上的「政治正確」呢？只是，即使這樣，還是會從心底里佩服極少數演員，趙濤便是其中之一吧，《站台》的最後一幕時常湧上心頭，王宏偉搭拉著睡在椅子上，手上的煙還沒熄，趙濤在旁邊抱著孩子，爐子上的水燒開了。將來的某一天，自己也會上演這一幕，有點奇怪的念頭啊。想著等一下她出來，是不是該上前打招呼，說一聲你好呢？哈哈，還是忍住了，即使讓我見到那些最喜歡的導演，還是不知道和他們說什麼，或許像認識了很久的朋友一樣，在小飯店吃個飯，隨便聊聊便夠了。作品才是最終的靈魂吧。看著她再一次從眼前走過，又想起了那次看到差事劇團的李秀珣擠地鐵的情景，恩，生命本該如此普通，於誰都一樣。
　　
　　每次吃飯同事們聊天聊到電影時，都會說起他們最近看的片子，大部份都是市場上常見的大片，很多次想問他們一個問題：在你們看的這麼多電影中，是否和你們的生活發生過關聯，或者說曾經被電影刺痛過嗎？對於不怎麼看文藝片的人來說，這樣的問題是突兀的，不合時宜的。有時候會想：同樣是下班回家，同樣在看電影，但卻如此不同。
　　
　　痛和憤怒並存，這是看這部片子的直接感受。雖然當那些轟轟烈烈的變革發生時，我們還沒來到這個世界。這裡面有產生一個問題：假如知道即將出生的地方有這麼多的不公，過去，現在，將來還會有，你還會選擇降臨這個世間嗎？這明顯是個偽命題，因為誰也不能決定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出生。可是，還是忍不住要追問：憑什麼讓那麼多的個體去承擔那些本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無奈，殘酷呢？憑什麼讓千千萬萬的個體被毫不留情地抹殺呢？打住，再憤慨下去就要語無倫次了。冷靜，冷靜。從現在的眼光看，尤其是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那段歷史的人來說，那樣的歷史，那樣的時光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就在幾十年前，它真實地在這片土地，在我們的父輩身上發生了。在這個歷史被隨意篡改的年代，這種民間的記憶就顯得彌足珍貴，它讓那些曾經被塵埃化的人們有了傾訴的機會，關於過去的，集體的記憶，他們的失去，青春，流逝的痛楚。從這一點上，賈樟柯極其同行者的電影是底層的珍珠，從心底里感謝他們。
　　
　　可是，恩，還是要說可是。前幾天看了《聖誕故事》，看的時候想到幾年前的《過年》，類似的故事情節，一群孩子過年---聖誕回父母家聚會，其間發生了衝突，爭吵，和解。看的時候，我總覺得其中有很大的差異，但就是無法清晰地表訴出來，當然，這裡面的差異不是指地域的差異，而是別的什麼東西，讓我覺得我們的電影很低，這種低不是個別片子的印象，而是整體的，內在的東西。看電影之前有導演和觀眾的交流，其中有一個朋友問道：我很喜歡你的電影，看之前就知道那是賈樟柯式的電影，賈樟柯式的感動和力量，但是，沒有意外的驚喜。我能明白他所說的那種驚喜是什麼。不久前看到陳丹青和賈樟柯的談話錄，說到他第一次在美國看到朋友寄給他的《小武》的錄影帶時，他意識到新的電影時代終於到了，我第一次看《站台》的時候也有這種新浪潮的革新的一個新的時代到來的激動。可是，十年過去了，那種新時代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全面開花，不敢有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高度，至少像台灣新電影那樣的轟轟烈烈，但是，遺憾的是，那些奇葩卻是像流星一樣划過天際，而後，就只剩下零星的火花了，是的，所謂新的時代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款款到來。
　　
　　就在不久前看完了《無用》，老實說沒有太大的驚喜。在回家的地鐵里，我突然間意識到了前面的低的指向，稍微清晰一點。如果說好的電影需要一個強大的觸發點，或者說激發點的話，前面提到的《過年》中衝突的聚焦是在金錢或者說物質，《24城記》在於強大的集體/體制對個體的抹殺，而這些東西都都是在現實主義的框框之下，這麼多年來很少有所突破，甚至連反思都不深，再看看《聖誕故事》，它的支撐點在哪呢？橫在兄妹之間多年的矛盾並不是物質那麼簡單，或者根本就不是關於物質的矛盾，他們的衝突並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有宗教，性格，信仰，信念，哲學上的種種衝突。那種無法言說的東西恰恰觸及了人性底部的東西，而這些底部的東西很可能就是永恆的東西，現在看有深度，幾年，幾十年後來看，那些衝突仍然存在，仍然被不斷地討論，不斷地被思考。但是反觀《過年》，剝離金錢--物質這層衝突，再把時代背景拿掉，就剩不下什麼了。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厚和薄的區別。還有一個例子是不久前看的《午夜的巴塞隆納》，當我們的文藝作品還在什麼小三、婚外戀的矛盾中津津樂道時，伍迪.艾倫早已經跨過了那一層，直接提出了兩女一男的新型關係，而這種新型關係的背後關心的是關於理性和感性的對立和衝突。高下之分，不辨自明。
　　
　　當然，你可以把這些歸咎於我們和他們物質條件的差異，套用政治話語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合理，但實際上是偷懶，疏於思考的搪塞。精神上的思考一定是在物質滿足之後產生的嗎？看看捷克和波蘭的新電影，他們當時的經濟政治條件未必比我們好吧，可是還是有那麼多優秀的作品湧出來。再者，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問問自己：目前你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者困擾你最深的東西難道真的是物質上的嗎？在我看來，形而上的思考和形而下的問題總是並存的，即使在物質條件極端簡陋的情況下，比如說古代，在那樣低的物質條件下，同樣有偉大的思想。而華語電影的現實主義的方向在揭示整個時代的面貌時就顯得單薄，僅僅停留在物質的層面，就像這部《24 城記》，你看到種種的不幸都是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在那樣的背景之下必然有那樣的痛失，一切都在預料當中，這樣的邏輯或者模式無疑是簡化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忘記了人的多樣性。而同時，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它用另外一種方式小寫了人字，人在歷史的帷幕中又一次被渺小化了。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巫山雲雨》，比如《夜車》，《鬼子來了》《頤和園》《趙先生》等等，這些少有的獨行者就在某種程度上跳出了這條宅胡同，展現了另外一種別樣的風景和更多的可能性，若干年後，它們還會被不斷地提起。
　　
　　這樣的批評似乎有點苛刻，有點雞蛋裡挑骨頭，有點對小賈同學的不滿，哈哈，不，恰恰因為這部作品是賈樟柯的，而他，私底下認為是華語電影中有可能成為大師的少數導演之一，可能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也可能長久以來，太渴望有當年《小武》式的橫空出世，無所顧忌，太渴望被那些牛B的作品震得目瞪口呆的快感了。當然，根據作者論的原則，無論什麼時候，導演都不用討好觀眾，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作品出來，自然有公論。正所謂站著說話不腰疼，既然是站著說話，就要說大聲，說出不足，至於怎麼走，那還是導演的事。

    或許，還是創作力的問題，沒飛起來就是沒飛起來。
　　
　　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同時，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前面關於高低的分析是不是從西方的語境或意識形態出發的呢？看了一下自己的片子庫存，華語片不到10%，也就是說自己的思考是基於另外90%的外國的片子出發的。這樣的思考方式會不會有偏頗呢？即使有問題，可是現實就是現實，這種比例只是一種現實的存在而已，經常看國外的電影，聽國外的音樂，看國外的小說，但卻在華語的生存環境中，這種關於偏袒的指責又是站不住腳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我們只能接受它，面對它，剖析它，往深里挖，臉上沒有笑容。就在去電影院的地鐵里，聽到旁邊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的對話：
　　
　　 ---昨晚和小王他們吃飯了？
　　 ---是啊，上週還是吃結婚喜酒，昨晚就是散夥飯，證書從紅色變成了綠色，這種事情，我們又能說什麼呢？
　　
　　 或許，他們不能說的事情，恰恰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東西。
　　
　　 jude_chen
　　 2009-3-10 上海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