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問題，而非面對問題

歐巴馬在競選總統的時候遭遇到一個問題：你如何解決黑白分裂的兩個美國之間的衝突？美國人民的神經頓時為之緊繃起來。歐巴馬回答說：只有一個美國，沒有兩個。美國人民長出了一口氣，然後激動地鼓起掌來。

消解問題從來都是政治家擅長的拉攏人心的手段，無論是巧舌如簧的西方政客，還是一向以不善言辭著稱的中國官員，無不藉助於這一手段。往好了說這是提出了一個遠大理想，往壞了說，就是政治人物根本拿不出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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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由一個殺人案被送到法庭庭審，一審定罪。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恰好掌握了罪犯另有其人的鐵證，然後以此為理由提起了上訴。上訴法庭聽取了律師的辯護，徹底推翻了一審判決。

任何一個案子的法律推理都是建立在確鑿無誤的事實基礎之上的，事實改變，案件的法律推理也就要隨之改變，但是原先建立在錯誤事實基礎上的法學問題不可以迴避，更不能宣稱已經得到解決。例如，在一起拐賣兒童的案件里，偵辦警方誤以為嫌疑犯是迫於生計才販賣自己親生兒子的父親，於是一個問題擺在檢察官面前：這樣的情形構不構成拐賣兒童罪？但是，不久之後真相大白：嫌疑犯說謊了，他和被拐賣的兒童沒有任何血緣關係。於是，檢察官不必為此為難了，他立刻提起了起訴。雖然如此，那個問題還是存在的，事實上，最高法還是最高檢為此出台過相關的司法解釋專門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法學家門還在為此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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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相棒》以揭露警察高層醜聞為賣點，在日本贏得非常高的收視率。以前沒有看過，從這部劇場版的表現來看，男一號的風度讓人欽佩有加。

至於內容方面，劇場版一開始具有突破固有主題的潛力，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無視國家禁令而以國際人道主義為念的受害人應不應該被譴責甚至被國家和國民所拋棄，付出生命的代價？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國家的權力被假定為國民賦予，國家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對自己的「權力來源」的生死坐視不理，犯下不作為的罪行？未遵守退出某國的禁令能成為充分的理由嗎？國家和國民又如何為自己犯下的集體罪行負責？

但是接下來就是女議員慷慨陳詞，披露真相。女議員很勇敢，富於正義感，冒著政治前途盡毀的危險，為渡洗刷冤屈。但是，我不想為她鼓掌叫好。她讓整個電影的主題急轉直下，巧妙地「發現」和披露了案件事實，消解了上文所述的尖銳問題。原來，大使館發佈命令時存在不可饒恕的疏忽，為了掩蓋這一疏忽，前總理和外交大臣不惜犧牲人質的生命和名譽。發人深思的拷問變成了毋庸置疑的醜聞，《相棒》回歸了。

於是，被告由日本媒體和日本國民變成了前總理和他的派系。日本人民為此鬆了口氣，然後把票房捧了上去。

當然，不能太強求一部商業電影，導演不可能安排日本人民跪下來向渡的靈牌謝罪的場景，也不可能揮舞著發紅的烙鐵拷問日本人的「國民性」。中國也好，日本也好，人民已經都不喜歡魯迅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