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之二：汽笛. 集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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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奉節碼頭。

大麗的兒子在船即離港時不見了蹤影，但她自覺到作為黨的女兒，作為一名軍工廠的工人，在壓頂的巨慟面前，與自己的丈夫同志一起，沒有提出要求船隻延遲起錨，沒有脫離隊伍留在碼頭繼續尋找。一聲汽笛，掩過了革命倆口子心底撕心裂肺的哭喊，劃開了大麗數十年無法癒合的傷口，拉起了她餘生悲喜的大幕。

這聲汽笛，與遠在山東汶河畔響起的那一聲遲來的集結號遙相呼應。

漫山遍野，白雪皚皚，40餘名烈士長眠曾經戰鬥過的土地。一目幾近失明的穀子地，再次換上洗得發白的軍裝，手捧兄弟們用生命和歷史贏得的一摞勳章，雕塑一般佇立。首長一聲「委屈了」，鎮魂的集結號清亮響起。四十幾名軍人，四十幾條漢子。組織的集結號，炮火紛飛中，不曾拯救他們的生；硝煙散盡後，卻榮耀了他們的死。

汽笛，集結號——傳遞國家的需要，國家的召喚。對於這些汽笛和集結號的召集下的祖國兒女，誰又能說那就不是一種信仰的召喚？那就不是母親的召喚？

我深深觸動於《二十四城記》中那一群普通人的平靜和堅韌：片中他們在灰暗的現實生活里，他們那樣的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沒有口號，沒有主義。他們的表情有麻木、有無奈、有嘆息、有凝重、有憂鬱、有滄桑、有苦澀、甚至有痛楚，但是從他們的眼中看不到，從他們的嘴裡聽不到怨恨和戾氣。而正是有一股怨氣和戾氣，遊蕩在當下的中國，瀰漫在種種對立二元間的鴻溝間，化為質疑、抱怨、謾罵、顛覆、甚至是血腥的報復——群體性事件的多發，讓公安系統從去年起集體升級，上層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基層各哨崗加強放襲擊演練。

那位被公交車拉著穿梭城市的中年女縫紉工說，自己應國家減員增效的需要，第一批被裁掉。「其實誰也沒有錯」，被裁職工們自問數十年如一日不曾遲到不曾犯錯——這也得到了主任的承認，然而，他們自己也承認：主任沒有錯，廠子沒有錯，國家沒有錯，其實誰也沒有錯。

那就是時代的錯？作為個體，誰又能與時代理論？不能與之理論，對錯又有何意義？

然而這或許就是最大的意義。

 

下崗後的她們唯有掩淚裝歡。不只是掩淚裝歡，他們還要徹底收起眼淚，市場看不見眼淚。他們在這座城市，開始自己城堡外的生活，不論是擺地攤，還是做縫紉，不論是陪笑屈膝，還是與城管打游擊。城堡可以在歷史中灰飛煙滅，生活卻不曾一刻停息。

當那場沒有硝煙的革命在中國城市裡漸進展開時，我還是個不聞政治耽於玩耍的孩子。我不曾在當時當地見證、感受到這場變革。而今，作為電影的觀者，我無法斷言眼前眾生經歷和經歷過那場變革時的內心世界。子非魚，安知魚之苦樂？今天的我和昨日的他們，因為文化-心理構成之斷層，因為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漠視，兩者之間的隔膜之深，使得我們或許只能以子觀魚。縱使我們懷著「同情之理解」，化而成魚，又奈何我們不曾同屬於一片水域，一則歷史之上游淵源綿長，一則歷史之下游百折千回，一則理想主義的滾滾奔騰，一則市場大潮的水廣浪高：試問又安可真知其樂？又安可真知其苦？

作為他們的後輩，我唯有懷著謙卑之心，真誠地揣度。我是相信賈樟柯的真誠的，選擇這段歷史作為鏡頭的對象，本就是一種真誠的選擇和嘗試。然而，真誠的初念，是否就能帶來真切的理解？即使有幸獲得真切的理解，又能改變些許什麼？

 

我驚詫於歷史洪流下，這些安靜的角落，這些失聲的角落。在宏大的喧囂下，個體命運的悲喜，竟是這樣的脆弱而堅韌，背負著歷史，也記錄著歷史。

我想，對這種堅韌的理解，可以生發出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裡的子民，生出嚴肅的敬意，生出痛切的反省，生出溫暖的關懷。

而對這種堅韌的理解，不應成為對既定歷史「是然」輕率的漠視。須知歷史盤點，誰也沒有慷慨的權力抹掉這些「歷史的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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