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里尼的「行動」

也許唯一的方法就是「行動」，只有「行動」才能把我們在世的折磨轉化成滋養我們和他人的養分。這也是卡夫卡和博爾赫斯作品中幻想的基本精神。
                 ——費里尼

有人說無法把卡夫卡的故事改編成電影，這是因為他沒有費里尼那種電影才能，這是一種什麼才能呢？費里尼電影的特點在於即興的台詞和啞劇式的表演，而卡夫卡的小說也一樣，卡夫卡和費里尼的故事角色都喋喋不休，行為頑皮，他們之不同在於，卡夫卡寫人對痛楚的消磨，而費里尼則拍人在痛苦中的蒙昧，而他們相同的才能則是即興的編製一個滑稽的故事，這個故事中的人物是沒什麼性格特性的，但是只要他們出現，就立刻活靈活現地行動起來，而且把非常嚴肅的真理寓於「兒童式的頑皮」之中。這種真理的嚴肅性在於它寓示鐵律一樣的不可能。這種不可能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無論你做什麼都是錯的」！在這條真理後，人只有盲目行動一種可能。

費里尼正是從卡夫卡的小說中看到這一點，所以他的電影中的人物都是在「行動」，不是嘰哩咕嚕亂講話就是唏哩糊塗瞎轉圈。他的螢幕就是一個馬戲團，他要帶給人的是笑聲，讓大家一起驚奇和快樂，而不是帶給人啟發，讓每個人都陷入痛苦的思索，他基本不用非專業演員，因為他們達不到要求。

費里尼在《我是說謊者》中提到他如何編故事：「故事很簡單就出來了，劇中人自動自發的現身，一個拉出一個，好像這部電影早已準備就緒，只等待被發掘。」費里尼的故事中也有現實的衝突，但是他總是用一些偶然的突發事件（不要把偶然性與巧合混為一談）來解決，而不是像其它的劇作家那樣去設計懸念、暗示、巧合、幕後線索、決定性的一擊，等等所構成的複雜敘事網路——簡直比鐵絲還要生硬——來完成任務。他用這些突發的事件象掃把一樣把衝突所形成的困惑和煩擾一掃而空。這在他的電影中你可以找到許多相似的情節，比如：一個處於困境中的人正在大街上走著，滿面愁容、進退兩難、不知要怎麼辦好，這時突然不知從哪裡來了一大群人，他們要嘛是舉小旗拉標語；要嘛是吹小號敲大鼓；再要嘛是雖赤手空拳但生龍活虎，這群人衝過來把這人捲到一個新的地方，從而把他的困頓全部拋諸腦後。再比如：一個受到現實脅迫，受到命運嘲弄的人，沮喪得在淪陷到大街上的某個角落，這時就會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群樂觀主義者，他們圍著他、嘲笑他、模仿他的倒霉相，在他頭上插上雞毛、向著他吹喇叭、扮鬼臉、或噴火球，從而把這人的煩惱全都拋開，使他重新燃起幸福的憧憬，從一個悲觀主義者變成一個浪漫的人。行動起來小丑一樣的滑稽地生活下去，明知道人「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也要繼續「行動」，更要繼續行動。

費里尼的電影《卡比里亞之夜》的故事與卡夫卡的《城堡》的故事核心是最為接近，街頭女郎卡比里亞想找一個好男人作為自己的歸宿，但是她卻在她找到的男人面前 「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無論他是天真還是世故，是盡力顯示自己聰明還是假裝自己愚蠢，最後都只能落個悲慘的結局。所有的行動都是錯的，但是在影片最後她仍抬頭給了觀眾一個微笑的眼神，那一幕之所以感人，就在於，它是要表明，卡比里亞最終不會拋棄生活，她仍然會繼續去「行動」。

理性並不能帶給人快樂，只有行動才能讓人體會到快樂，一個小丑總是比一個老學究更快樂，也更能給別人以快樂，費里尼的電影是反理性的。理性帶給人希望又讓人望見絕望。所有自殺的人都是被理性所害，理性讓他看到了不可能……

《八部半》這部電影是費里尼的一首幻想曲，但是同時也成了他對自己的電影理念和人生理念所做的一次總結，也是對打著「理性主義的小旗」的評論界的一次反擊，不是用一種更強的理性來反擊，而是用幻想來反擊。這個電影故事的形成在《我是說謊者》的第六章。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導演，其中有一大部份是就是費里尼自己，另有一部份用了誇張的筆鋒。

在這個故事中，作為主角的導演受到「理性世界」的壓迫，他的編導責怪他的劇本不能帶給人反思；而他的製片則要他記住觀眾與投資之間的商業定律；他的妻子總是要他講真話；他的演員總是纏著他討論如何表演；還有人想了解他對人生的看法、拍片的意義等等其它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一切都讓人了煩惱不堪，但是他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但是在這時他仍然找不到他的煩惱何在，只有在他最後讓這電影半途而廢了，他才終於明白，他所要做的只有真心的去愛現實或想像中出現在腦中的形象，而不是去賦予他們以理性的虛假的形象，讓他們自己來行動生活，這樣他就可以在生活和藝術兩方面都得到解脫，才能不怕說謊，不怕在電影中虛構，把電影變成生活的一場慶典，而生活本身也應該就是一場慶典。

這就是費里尼的對生活的看法，也是他對電影的看法。這也是他的電影中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