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夢魘的現實重構

   回顧2008年的世界電影，有兩部電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部是英國年輕導演史蒂夫•麥奎因的《飢餓》；另一部則是一部以色列的動畫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它們的傑出在於能從一種獨立、客觀的視角中揭開那段被集體塵封的記憶，然後通過個體經歷來重構歷史話語，在痛苦的反思中撫平心靈的傷痕。對於英國，北愛爾蘭是一個敏感又痛苦的記憶；對於以色列，貝魯特大屠殺則是深埋於國家、民族靈魂中的潘多拉之盒。在電影中這個盒子被挖出，直到最後被打開。但它釋放的卻不是仇恨的力量，而是反思的勇氣。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希望，儘管它微弱、渺小，但對於一部電影來說，你還能要求它什麼呢？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選擇動畫這種形式確實讓人眼前一亮（儘管前年的《我在伊朗長大》已經足夠驚艷了），但更讓人折服的卻是影片的主題。用動畫形式包裹嚴肅主題對於習慣於好萊塢迪士尼式兒童動畫的觀眾來說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你的視野稍微開闊一點就會發現從日本到西亞，從東歐到西歐，動畫片從來就不是兒童的專利，動畫形式常被導演用於作為表達思想、傳達態度的媒介。主要原因在於動畫相比真人拍攝的種種限制，它的表現空間更開闊、更自由。去年，當全世界都沉浸在皮克斯製造的機器人烏托邦中時，來自以色列的電影創作者們卻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沒有虛幻愛情和光明結局，混淆善與惡、美與醜，夾雜血與淚、痛與恨的真實歷史。在那裡，戰爭中人性的異化、身份的錯位、尊嚴的喪失交織成為一出徹頭徹尾的現代悲劇。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它不是發生在劇院裡，而是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皮克斯放眼太空用兩位機器人去換取高票房，以色列入回望過去用一代人的傷痛來為民族贖罪。我不敢妄斷兩部作品的價值高低，我只能說在笑與哭中也許後者才能真正給人帶來一種叫做「希望」的東西。
   在動畫形式之中《和巴什爾跳華爾茲》還選擇了紀錄片的拍攝模式：通過一個喪失戰爭記憶的前士兵（現在是一個電影導演）尋訪相關親歷者重組記憶的故事，來再現20多年前的那段歷史。那位喪失記憶的主人公正是當代人對待歷史的縮影呈現。一種強大的權力話語禁錮了這段歷史，甚至連當事人也不例外。而突破這種權力話語的壓制，正是影片主人公探尋真相的原因。影片導演借主人公的身份對照，表明了電影創作的真實意圖。對於官方歷史的重新建構，將歷史的解釋權還給歷史的當事人，如同用巴赫金「狂歡節」式的文本書寫，去抵制羅蘭•巴特的「語言法西斯」。因此，電影中那場戰爭中的相關人員依次登場：從士兵到記者，用他們的親身經歷還原歷史、重構歷史。其實，任何站在當下的時空維度去對過去的探究都無異於刻舟求劍，任何記憶都不可能完全真實。電影中展現的那一段段夢魘般的記憶瑣碎、個人，但當歷史的當事人被重新推向歷史前台，個人歷史與國家歷史間的矛盾頃刻展現，眾生喧譁之中戰爭終於可以超越正義與非正義的層面被否定，個人經歷終於可以跳出國家歷史的束縛被承認，民族亦可於逃避與謊言中被救贖。
   影片暗示了一種令人深思的角色轉換。電影最後記者提到了從貝魯特難民營中走出的形容枯槁的生靈，高舉雙手、滿臉恐懼，像極了那張攝於華沙猶太難民營的著名照片。曾經的受害者變成了施害者，歷史總是如此充滿「戲劇性」，常常讓它的演員們無所適從。還有那個被拋棄的士兵在歷經艱難之後，救他的竟然是拋棄他的那支部隊，而他變成了拋棄戰友獨自逃命的懦夫。影片最後由動畫影像變為真實影像遠沒有《辛德勒的名單》最後的黑白變彩色那般動人。相反，它將原本就壓抑的空間進一步壓縮，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沒有一絲一毫的篡改空間。與之相比，《辛德勒的名單》的昇華倒顯得矯揉造作了。
   那段肆意瘋狂的華爾茲，黑夜中徐徐下落的信號彈，大海中孤獨前行的「愛之船」……一幅幅歷史記憶不斷呈現，那是戰爭親歷者們終身無法釋懷的夢魘。無數的人體炸彈、汽車炸彈，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空襲，隔離牆兩端對扔的石塊……一幕幕現實慘劇不斷上演。歷史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現實就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要往傷口上撒鹽了。解決之道在哪？電影告訴我們：不在現在，更不在未來，而是在過去。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重構現實；只有重構現實，才能希翼未來。一部真正的好電影是絕不滿足於僅對歷史做現實的重構，重構歷史的真正目的在於關照現實世界，去對現實進行重構。用電影改變世界，這或許就是每一個懷抱電影夢的創作者的終極理想吧！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面對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電影也許可以做的更多。